“大城管”：扩权同时也要注意限权

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 熊志

近日召开的武汉市政府常务会决定，在城管局的基础上组建城市管理委员会，月底前正式挂牌，并正式运行。新的城管委将担负全市城市综合管理规划、协调、指挥、监督、考核职责，负责市容环境、城市道路桥梁、景观灯光、燃气热力、户外广告管理，并负责全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组织、协调、监督、检查工作。

城管委既非武汉特有，也非武汉的新增机构。在2009年“大城管”改革课题推出后，城管委作为改革的产物，开始在各地涌现。城管委不是城管局的简单升级，而是包括城管局在内的多个管理机构的指挥中枢。城管委通常采取市长负责制，市长牵头，统筹管理，形成“大城管”式的管理格局。

在新的城管委挂牌之前，武汉市也设有市城管委，由市长唐良智任主任。但此前的城管委有正式的行政级别，却未对相应的城管权限系统整合，城管委管理城市，权限上去了，内部职能却依旧分散，谈不上是“大城管”模式。因此，新挂牌的城管委，对城市的综合执法权进行了归并，涉及城市管理的各项职能，统一归口到城管委之下，由城管委协调指挥、集中管理。

权限整合之前，城管部门处于城市管理的末端，城管要从园林、绿化、城建等部门手中接过部分管理任务，但这种大包大揽，并不能完全规避由其他职能部门全盘管理引发的多头管理格局。城管与其他城市管理部门，市政管理部门之间，职能不清、权责不明；而管理职能的大包大揽，既使城管负荷过重，也将城管推向了矛盾和冲突的前沿。在这个大背景下，推行“大城管”改革，与大部制改革的思路是一致的：通过理顺权限，统筹指挥，避免权限的交叉、重叠，使城市管理更加高效和有序。

此次职能的集中整合，“大城管”实际上对应着城管委的大权限。过去城管部门缺乏明确的行政归属对象，连挂靠在哪都成问题，因而不得不大包大揽，执行末端管理任务；现在城管委有了明确的行政位置，由城管委统一调度，管理半径大为拓展，职能和权限走向集中。这有利于提高管理效率，但同时也有隐忧。因此，对于职能整合后权限的客观扩展，有必要加以限制。换言之，“大城管”改革在扩权的同时更要限权。

这里的扩权与限权其实并不矛盾。扩权是相对于职能整合后权限集中归并而言，是城管委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分工，是横向概念；而限权，则是针对权限整合之后的城管委与管理对象之间的垂直关系，是纵向概念。执法授权不明，系统法规缺失，这是当下各地城管的共同问题，在此背景下，决定城市管理成效的，不仅仅是管理部门之间权限的优化整合，更对管理部门的管理意识、服务能力提出新的要求。而管理意识和服务能力，首先体现为权力运行的方式、姿态和气场，这都要求对扩权后的城管委严格限权，明确管理、执法的边界，以及执法过程的合法与人性化。

在国内首部城市综合管理类地方性法规《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出台之后，新城管委的挂牌运行，意味着武汉“大城管”模式的正式开启。在启动之时，需要注意一个常识：“大城管”之大，不是简单的权限之大、管理半径之大，而是管理和服务能力的增强。我们期待，武汉的“大城管”改革，在实现智能集中调度的同时，又能避免权限集中引发的弊病，在城市管理的难题上实现前瞻性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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