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榜”造假是文化人格的堕落

长江商报消息 魏青

如今，文学作品“打榜”造假风起云涌：一些书商为了让自己的新书能迅速上榜，花钱到书店里买自己的书，形成“疯抢”局面；网络小说“打榜”已成产业，一些写手自己花钱“打榜”,或者交给专业公司，直接导致榜单信誉度大打折扣。（《深圳商报》2013年4月17日）

曾几何时，一部作品的好坏完全取决于读者的评价，没有第三方的参与，作品的热销和滞销，呈现着最纯粹的状态。现在想起来，老实地写作和出版，体现的是对读者最大的责任和尊重，但这样的真诚和温馨已经一去不返。

在出版业鱼龙混杂得让人眼花缭乱的当下，“打榜”兴起了，看上去很科学，很有说服力，好比给作品镀金，一时间，各种“打榜”你方唱罢我登场。不可否认，“打榜”也有过诚信期，也不能怀疑仍然有人坚持榜单真实的参考价值，但靠钱砸出来以至于真假难辨的榜，或许更加值得我们关注。

看电视直销节目里主持人声嘶力竭地吆喝“已经订购50台”，“不，已经订购了90台，真是疯了！”这两种“疯抢”的局面还真是异曲同工。人为“打榜”和“疯抢”的背后，是文化人和文化机构职业道德的丧失和文化良心的枯死，到了这个地步，作品就变成了流氓作品，文化也变成了虚假文化，这种文化人格的堕落比不好的作品为祸犹劣。

美国青少年读物出版社总编辑福格曼说：“一本好书能改变孩子的一生，影响他们对于事物的感觉和看法，参与儿童读物编辑的过程不仅仅是件非常有趣的事情，而且是很重要的责任。”西文谚语中更有激烈的阐述：“印行有害之书者，死后尚应受罪于墓中。”我国出版职业教育的先驱陆费达先生在他的《书业商之修养》中提出：“出版工作者的人格可以是最高尚、最宝贵，也可以是最卑鄙、最龌龊的。”他尖锐地指出：“若为谋利而编辑出版诲淫诲盗的书籍，则比捉刀杀人还要利害。”

如今，全民阅读的现状堪忧，2012年发布的“第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中国人均读书量每年只有4本，美国、以色列等国家均达到50本。而在国内，文学作品“打榜”造假却风起云涌，又将原本薄弱的读书环境搅合得乌烟瘴气。这种状况如果还将持续下去，必然文将不文，学将不学，更不要说实现阅读的“文而化之”了，读者愤然用脚投票的时代，也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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