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更需要善于行动的公民

长江商报消息 对于逐渐成长的社会来说，缺少的早已不是人性的怜悯与同情，而是对灾难的理性解剖与阅读，是有效的自我组织能力。也正因如此，我们呼唤行动的公民，更呼唤善于行动的公民。行动的公民让我们看到社会成长过程中流动的活力，而善于行动的公民，则让我们看到一种自发而有序的治理模式，他们是美好社会的坚定基石。

■ 本报评论员熊志

时间依然无情流逝。七十二小时的黄金救援时间线步步紧逼。祖国西南角的命运，牵动着全中国，我们的心正在加速跳动，紧张和焦灼是为每一个雅安人，为那些依旧在瓦砾下、废墟中苦苦挣扎的雅安人。

国家在行动，公民在行动，灾民在行动，生命的防线正迅速铺开。

从汶川到雅安，五年的成长，煽情少了，社会对灾难的反应更为冷静。冷静不是绝情、冷漠，而是更为理智、清醒与沉稳，懂得用理性来面对灾情，进而确立自我的责任，形成更有利于救援的动员机制。

网络上，现实中，围绕救援形成了多个互动的公共场域。信息在交互，资源在统筹，人员在调度，因为通讯手段的发达，动员比以往更为高效。大批紧急物资通过网络集中，投向急需的地区；视野的死角，被一一呈现，救援行动更为全面地覆盖到灾区的每个角落；认亲信息混杂了诈骗，但迅速被过滤，有效信息能及时传布；有专业背景的NGO正抵达灾区深处；自愿者密集集结；媒体同步还原着救援的实时动态……

公民在行动。雅安人的命运与这些行动的公民，产生了共振。在灾难面前，人不是渺小的孤岛，一个成长起来了的社会，焕发出直面灾难的雄健力量。

社会的成长，是时代之福。但在生命被吞噬的紧张之中，成长起来的社会，是不是以足够的沉稳最大限度地舒缓了紧张？

我们不得不反思。对于这种举国式的动员机制，网络上有喜有忧，喜的是社会的不断成长，忧的是成长不意味着成熟，公民社会自组织能力的不足，在救援中不同程度暴露出来。成长起来的社会，在灾难中显示着双面的性格：一方面，社会的动员能力极为强大，从救援物资到人员，高效率的整合，及时解决了救灾的资源问题；另一方面，资源如何调度与配置，官与民、自愿者与当地百姓、NGO与灾民间如何对口衔接，都存在问题，强大动员能力背后显示出组织能力的不足。

随着救援的展开，很多问题同步呈现出来。比如，外地自愿者大量前往灾区加剧了道路紧张；非专业人士盲目深入作用甚微，反而加大资源消耗；运往灾区的民间物资难以找到对口接受者，有地区物资过量，也有地区严重短缺；媒体的过度涌入，挤占了一定的公共资源，等等。投入到救灾中的各方力量，并未能形成一个最高效的自治体，人和资源的自发集结，也为救援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失序。

这些问题必须正视。灾难当前，一切以救援至上。更准确地说，是一切以有效救援至上。所谓有效救援，强调的是社会对灾情的整体阅读和驾驭能力。民间的援救虽是自发，但自发之中有其秩序，组织的合作，资源的调度，都在一个自洽的体系内，各归各位，各尽其力，形成合力。参与救援首先需要给自己定位，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怎样做。一切服务于救援的效率，而非仅仅服务于自己的爱心。

灾难绝不是成长的必要成本，但它能提供思考的契机，让我们在悲情中不断自省，不断向“最好”靠近。对于逐渐成长的社会来说，缺少的早已不是人性的怜悯与同情，而是对灾难的理性解剖与阅读，是有效的自我组织能力。也正因如此，我们呼唤行动的公民，更呼唤善于行动的公民。行动的公民让我们看到社会成长过程中流动的活力，而善于行动的公民，则让我们看到一种自发而有序的治理模式，他们是美好社会的坚定基石。

责编：Z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