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一闹就停”需要培植社会力量

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朱昌俊

曾在厦门、大连、宁波等地引来广泛争议的PX项目，最近再次在彭州、昆明掀起舆论波澜。公众担心重化工项目的环境风险，政府和企业则力证其安全。上马还是暂停，成了一个谁也说服不了谁的问题。对此，《人民日报》也以评论发问：用什么终结“一闹就停”的困局。

有声音说，反复出现的PX事件是由于一以贯之的民意未被尊重。而事实上，一些事情“一闹就停”，恰恰显示了民意的分量。因而，与其说是民意不受待见，不如说对于民意的审视和衡量在程序上出现了差错，制度化的民意参与渠道不够畅通。

需要纠正一个认识误区是，很多公共事件中，虽然最终出现了民意取胜的局面，但民意是否就能等同于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并不一定。仍以PX为例，环境效益当然要重视，但作为工业化社会几乎不可缺少的重工业项目，完全杜绝PX项目落地，却也不现实。如果建与不建，仅仅是取决于当地民众的抵制程度，这显然不是环境与经济效益的双赢，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决策”和民意理性。

目前的PX事件中，已多少出现了概念先行的现象，甚至PX一词已被敏感化和妖魔化。实质上，一个理性的社会，所反对的只是PX所可能带来的环境危害，而不排斥其能够产生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因而，现今摆在社会面前的已经不仅是如何让一个PX项目更好地落地的问题，而是在事关公众利益的问题上，社会怎样以最低的成本达成共识。

社会意义上的共识，其实就是一个互相说服的过程，而说服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信息是否对称。于政府和企业而言，当严格履行相关事件的法定程序，保障民众在知情、参与和监督上的公民权利；于民众，信息的获取，一方面源自企业与政府的信息公开，另一方面也与民众主动构建有序的参与和对话力量有关。这方面，社会团体和组织无疑是不可替代的选项。一来，社会组织相对于原子化的公民个人，在对事件的价值判断上可以更为理性和全面；二来，可扮演与政府和企业进行谈判和讨论的角色，而不至于造成政府与民间出现“一触即发”的正面冲突。

每遇重大的公共性事件，几乎都使政府或企业与民众处于对立的状态中，沟通成本很高。如果民众有可被信赖的组织和团体充当“代言人”角色，事情的局面就要理性和可控得多。在环境问题上，专业化的组织更不可或缺，既可进行更多有针对性的日常式监督，也可有效缓解事发后出现“一面之词”的尴尬。这种背景下，政府与民间才可能有常态和真正有效的双向互动。

之所以强调社会组织在公共事件中的意义，主要在于它是政府和企业与之可进行对话的重要载体。有组织化的社会力量的缺失，看似让政府和企业在一些决策中能够侥幸获得单方面的决定权，但民意一旦反弹，再进行对话的成本，就要高得多。另外，无组织化社会力量，也使得政府的信息公开，会更多习惯性停留在单线性的信息发布上，而非对话。既然无对话，也就难以形成共识。

在政府公信受严重考验的时代，社会组织的更大作用，是可充当政府和社会的中介，为社会信任的培育起到桥梁作用。具体到PX事件中，在项目立项之前，社会组织可提前干预，另外可对环评结果起到核查的作用，彼此可坐下来讨论，找寻到最佳的利益平衡点，而非“非闹不可，非停不可”。因而，加速扶持社会力量的组织化成长，当成为有意识的国家行动。这应是PX事件屡次重蹈覆辙所给出的一个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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