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消息 王聃
过去20年,北大保安队有500余名保安考学深造,有的考取大专或本科学历,有的考上重点大学研究生,有的毕业后当上了大学老师,还有一个名为甘相伟的保安,通过高考考进北京大学后,将自己这段经历写成书《站着上北大》,北大前校长周其凤还为该书作序。关于北大保安考大学,许多观察者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个例的现象。
站着也要上北大,即便身处在传统认知中低至尘埃的保安岗位上,也要创造出非同寻常的命运轨迹来,北大保安的求学故事却正如观察者所说,仍是不可复制的。队员们的境遇逆袭之所以发生,其实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譬如保安队对队员学习的重视传统,为此可以调整工作时间;譬如不少队员原本就是高中毕业,有的只是因为几分之差高考落榜,不得不选择到北大做保安;再譬如北大学生看得见的成功就业给予年轻保安的刺激。如此种种因素相交,注定了北大保安的成才模式难以被广泛制造。
恰缘于此,北大保安队传奇的最大价值,更在于它再次说出了一个并不传奇的关于“阶层”流动的常识:流动是可以实现的,但前提必然是教育等公共资源的公平分配。保安队员大部分来自农村,在城乡教育资源分配差距加大的今天,他们要考取大学,既要付出相对沉重的教育成本;又要付出加倍的努力。但来到北大当保安,一切悄然发生了变化。因为有了收入,至少生活有了保障;而宽松的工作环境、免费的北大旁听,可以让他们接触到一流的大学师生。他们置身的,事实上是一个优质教育资源可低成本亲近的“小社会”。这样一来,向“上”流动的机会,自然大了许多。
无障碍流动才是正常社会的体现,北大保安传奇之所以打动人心,正在于它契合了某种蔓延开来的焦虑情绪。因为与他们相比,社会空间里更多的是“无机会群体”,更多人往往因为资源配置或制度方面的不公,被剥夺了平等参与竞争的机会。出现“无机会群体”的缘由固然很多,但主要是与一些改革举措不“普惠”有关,比如,教育被普遍认为是实现社会平等的工具,但实际情况是,教育资源向“超级中学”的过度聚集,应试教育的方向挥之不去,教育改革怎么改都显得滞后,教育仍然无法改变多数人的命运。如此情形之下,围观者难免会对北大保安的成才模式唏嘘不已。
我无意过度拔高北大保安队,也不想从中发掘过多的微言大义,但保安队员们的成才模式,确实像是一个现实隐喻:要远离“无机会”,就必须改变资源配置和制度供给。北大保安队说到底只是“典型群体”,而我们需要的,是常态的对阻碍社会阶层流动的突破。只有这样,北大保安的励志故事才是可亲近的,而不仅是刊登在新闻纸上的“他们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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