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是一场漫长的告别

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熊志

昨天是5月12日。汶川地震五年了。同胞之殇，依旧萦绕在心头。

五年，不长不短，但足够吞噬很多回忆。在被时间筛选下来的记忆里，汶川之痛，无疑是无法轻易忘却的画面。五年前后的今天，只是隔着一条透明的时间线，那苦痛的挣扎，绝望的呼喊，生命的悲歌，依然近在咫尺、历久弥新。记忆正如那些不幸流逝的生命一样，没有远去，也不会远去。

汶川地震发生起，就给时间标明了刻度。五年间，怀念已成为一种固定仪式。像往常一样，我们在这个特定节点凭吊他们，用仪式与他们对话，以示他们存在过，“有别于一块石头、一棵杜鹃花”。

汶川五年，怀念方式未曾改变。每至祭日，灾难被重新提及，震区的重建之路，也在媒体全方位的还原之下变得清晰。不过，灾难的记忆，与媒体镜像下的图符，画面的距离感被不断拉大。这种距离，是一种关于成长的距离，是生命重生的速率，它显示了一个民族自我修复的强大能力。

五年以来，灾害未断。先有玉树、舟曲，后有雅安，旧伤未愈，新伤频仍。伤痕与苦痛总是一再冲击着这个民族，把不幸者的生活打碎，余下一片狼藉。欣慰的是，灾难的掠夺，总是与社会的自我赋予相伴而生，它摧毁人，也不断塑造着人性，让人性在与逆境的对抗中寻找自我。也正是因为对自我的发掘，公民与社会能逐渐成熟。面对灾难，多了从容，少了惊慌失措。以废墟为原点，生活在重构，人性也在重生。

重生不是重建，不是对过去的简单还原，而是在扬弃中成长，在得失中转身，成就全新的“我”。我们可以看到，从汶川到雅安，时隔五年，书写灾难的方式在改变，眼泪与悲恸，不再是灾难的全部叙事，对灾难的认知提到理性的高度。对救援有限制，对捐赠有要求，对公益组织有新的期待，公民的互助似乎附加了更多条件，不再单纯，不再简单，不再原始。这并不是冷漠，而是适当掩藏起痛苦，在平和与节制中为重生提供理性的动力。

一个社会的成长历程，堪称一部史诗，重生之路注定缓慢。雅安地震袭来时，救援机制迅疾启动，互助意识通过高动员能力呈现出来，但救灾缺乏统筹、民间力量合作不够自洽、消费苦难等五年前就已存在的问题，今天依旧还在。成长并未删除所有不足，反而将其放大，使之成为社会自我疗治时无法回避的痂结，让人如鲠在喉。不过，换个角度，当五年后理性救援等命题被提出时，证明我们在逐渐清醒。表功不被允许，弱点被正视，无不隐隐地勾勒出成长社会的某些气质，它们指明了时代前进的方向与坐标。

因希望在，理想也在，社会被重生的信念注入温度。对于灾难，我们更愿意视之为一次成长的洗礼，它不期而至，它携带着痛苦与悲伤，它让人伤痕累累，却也让人们按下了生活的暂停键，让庸常的恶与伪善，让社会“成长的烦恼”，与伤痕一同被擦洗。灾难的苦痛，构成了人性升华、公民成长的底色，让这个时代的理想饱含分量。

汶川五年，是重生的五年。我们在重生中怀念，在怀念中告别，告别废墟，告别绝望，告别伤痕累累。告别不是为了摆脱有关苦难的记忆，而是让自我更清醒，让公民更理性，让社会更成熟。我们有理由期待，一个经过大灾大难洗礼之后的民族，它的成长是辛酸的，但同时也是充满朝气的。成长的代价，让公民有力，让社会前行，这是对逝者的最好凭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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