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校长开房案，不能失焦

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 朱昌俊

海南万宁校长开房案曝光后，各方讨论都在进行，案中的细节，引发不少关注。受伤害的六名少女仍处于事件中心，孩子是否被性侵，是否“主动”，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必须承认，这些由愤怒或悲愤引发的讨论，都是为了争取事件的真相，让孩子和社会看到一个经得起检验的结果，更是希望能从中吸取教训。

但是，与对受害儿童的高频度关注相比，事件中的两位当事人——一名人民教师，一名政府人士，却反倒被淡化。虽然两名施害者已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但社会求解真相的方向似乎并未完全放在他们的身上。于受害者角度说，他们是施害者，于身份而言，他们是成人，都理当受到更为直接的拷问与调查。

为什么是校长，为什么是政府人员，且据警方称，两人还不相识。难道这个看似疑点重重的陈述，不值得引起特别的关注？换句话说，当一切争论停留在孩子是否直接性侵的问题上（事实上，是否有直接性侵已经不重要，在法律上，此种情况下，有身体接触就可判为性侵犯），当我们仍纠结于两名正常的，有着光鲜职务的成年人，和六名最大年龄不到14岁的孩子开房，对孩子有着怎样的伤害时，是否想过，这样一个发生在文明社会的事实，本就是足够令人感到耻辱的丑闻。该案的受害者，已不仅是孩子，而是沐浴文明光环的每一个普通人。

不否认事件细节的重要性，但在孩子受伤害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反复纠结于孩子被侵犯到哪一步，这无异于二次侵犯。两名成人的行为背后，是否有其他内幕，两位“互不相识”的成人为何会与孩子“相熟”？……有太多比孩子受伤害程度，更有助于还原事情真相的问题亟待解答。

近年来，少女受性侵的案例并不少见，教师和公务员的身影也非第一次出现。但从事情的处理来看，观念上的割裂已是明显。一来，成人对于少女的性侵，确实被视为挑战了社会底线，但或正因其太过丑陋，或是出于对少女的保护，所以，类似事件，无论是调查还是舆论的引导，而被有意识的低调处理。事实上，规避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完全有其他方式来实现，同时又不妨碍揭示案件的真相和教训意义，以起到警示作用；而另一方面，在一个性观念尚不够成熟的社会，很多人可能还不愿意承认这样的事会发生，甚至出现社会意义上的选择性忽视，从而令事情的关注失焦或是关注度不够。

如是状况下，少女受性侵的案例往往是对少女保护社会集体无意识的戳穿。这种无意识也一定程度上投射到相关制度的构建上：如刑法中，特别区别了强奸罪和嫖宿幼女罪，构成法律判定上的区别对待。此条款自设立以来，争议就一直不断，但并无权威性的回应。两罪在顶格刑法上的差别，是否就隐含了对于儿童遭性侵的一种制度性忽视？

以此来看，要让突破底线的丑行止于个案，第一步还是需要社会共同直面这种沉重的制度和人性缺憾。强调保护儿童权利，绝不仅仅是一句“对待弱者的态度反映社会文明程度”所能承载，而是归根结底是在维护“人”和社会的尊严。有报道称，事发后涉案校长家人曾托人找受害者家长私了。这怎是可以私了的问题？对于家长和孩子不能私了，对于社会更不容私了。

围绕案件细节各种争论和关注的侧重，整体折射的，恰恰是一个社会对于儿童受迫害的容忍度问题，它关乎儿童的受保护文化，关乎儿童权利意识的社会发育程度。无论怎样，这起事件的本质，都应当不容丝毫模糊：它是两个成人，对六位少女的加害。任何细节，都不可能改变，或是淡化这种伤害的本质。从这个认知点出发，也就要意味着，所有的救赎与挽救，都应当从追问成人对于孩子的责任开始。这应该是我们关注万宁开房案的全部缘由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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