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策制定反思政策执行走样

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 朱昌俊

随着“反对浪费”呼声渐高，作为当年公务接待的一条标准，“四菜一汤”屡屡被基层干部群众所提及。然而，媒体走访多地发现，由于缺乏刚性细则和可操作性，“四菜一汤”逐渐出现标准走样现象，并未对遏制公款大吃大喝起到应有效果。

有资料显示，“四菜一汤”成为公务接待标准，最早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上海。后因为标准不明，执行走样，几乎被看作一个笑话。此番媒体对基层政府“四菜一汤”执行情况的调查结果，丝毫不令人意外。

关于公款吃喝、公务接待的规定、禁令一直不少，但不争的事实是，这些年公款吃喝和公务接待的乱象却没有明显改观。中央提出“八项规定”后，一些豪华餐饮机构的业务量应声而下。但目前，隐蔽化吃喝现象又被曝出，公款吃喝似有回潮之势。说白了，相关政策的执行一直未能迈出“走样”的魔咒。

类似“四菜一汤”的标准不少，如一些地方规定中午公务接待不能用酒，等等。基本上使得规范公务接待从表面上变成了教官员怎样吃饭。在实际接待中，这样的标准差不多等于“段子式”存在。之所以如此，根子或并不在执行的问题上。如“四菜一汤”这一标准本身就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不切实际：一是，上级官员来了，地方敢于以“四菜一汤”招待吗？二是，“四菜一汤”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标准，盘子里能装什么菜却是自由发挥。所以，不但未能兑现规定的初衷，反倒为光明正大的走样提供了机会。政策的严肃性荡然无存。

有人说，要杜绝“四菜一汤”被异化，需要进一步规范公务接待的菜单。话虽如此，但即便令公务接待“照单点菜”恐怕照样会走样。一个颇值得关注的例子是，前不久泰州一位官员公开吃喝，遭遇群众现场围观，令官员不得不“跪地求饶”。这种方式虽涉嫌“人治”，也无常态化可能，但它显示了公众和舆论监督的重要性。其实所谓的政策走样，除了标准模糊的问题，关键还是政策中没有明确监督者，特别是外部监督者的地位。

关于设立监督者的问题，最主要是要保障每一种政策执行的公开性。这种公开，首先是对于违规现象，任何人都享有举报和监督的权利，且监督力量不会被轻易化解；其次，规定执行结果要公示。以公务接待为例，按照国外通行的有效做法，每一笔公务接待情况，公开程度需细化到时间、地点、菜单。这个时候，政策执行的主动权就完全掌握在公众的手里，官员只能倾向于“从善而为之”，并以此树立清廉形象；没有这种公开，主动权在官员手中，“四菜一汤”变为“自己配方”也就再正常不过。至于从“三公”总量上控制公务接待的费用，公开也仍是前提。

任何一项政策，如果只有权力系统内部的层级监督，而不能确保横向的外部监督，不但监督成本较大，且难以避免政策执行一级一级打折的情况。特别是在公众监督意识勃发的今天，一切政策的制定，都不应该再止步于权力系统内部的“喊狠话，严标准”，而是要让公众看到切切实实的监督权利，否则不但不能保证政策的执行力，也难以让公众对乱象的改观树立信心。

一般情况下，说到某种制度走样，人们都会习惯性把反思目光放在执行上。但实质上，一项政策如果能被轻易地或大面积地走样，只能说政策制定本身就存在问题。一个合理的政策，如果不能保证外部监督力量的存在，只能沦为文字游戏。“四菜一汤”标准的走样，就应该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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