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叔侄冤案国家赔偿开启新标杆

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熊志

5月17日，浙江省高院对张辉、张高平再审改判无罪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分别支付张辉、张高平国家赔偿金110.57306万元。但张高平叔侄称昨天才知道这个结果，表示很无奈，称不想去拿这笔赔偿，将继续与律师商量。

国家赔偿是经济性补偿，补偿不是赎买过错，而是在政府机构犯错后，表达国家对于公民的一种反思和责任。反思和责任难以量化，但可通过补偿额度体现出来，张高平在赔偿金上纠结，是为生存计，更是为自己无辜蒙冤索要一份国家责任。

张氏叔侄冤案定性之后，国家赔偿一直是焦点。4月26日，张高发披露叔侄俩提起702万元索赔，遭到了律师的反对。鉴于难度太大，5月2日，张氏叔侄最终确定申请266万国家赔偿。从实际所获的赔偿看，与其申请有不少出入。限制人身自由权赔偿金每人65万，高于其60万的申请标准；申请的每人60万精神损失抚慰金，实际获得45万；至于律师费、医疗费、车辆转卖差价损失等其他赔偿请求，最终均未赔付。

这样的赔偿标准，是高是低，高多少，又低多少，标准不同，答案可能也不同。比如，蒙冤11年的佘祥林，累计获国家赔偿及生活补助90余万，而同样蒙冤11年的赵作海，只获赔共计65万。与这些典型的例子比较，张氏叔侄案国家赔偿突破确实不小。尤其是2010年修订的《国家赔偿法》将精神损害列入赔偿范围后，每人45万的精神损赔偿，远远打破了法院系统内部的“精神损害赔偿金额不超过侵犯人身自由赔偿金额的50%，且最高赔付金额不可能超过30万”的不成文规定。这些进步都值得肯定。

但另一方面，赔付标准很难说已经合理。其一，限制人身自由权赔偿标准，依据的是《国家赔偿法》规定的“坐牢天数×执行赔偿的上年度全国职工日平均工资”，而非张高平叔侄提出的以入狱前的月实际收入为计算标准。以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为标准，克服了物价波动等因素，却忽略了蒙冤者的实际收入能力。另一方面，张氏叔侄最初的702万赔偿申请中包含的“赡养费、未成年女儿抚养费”未计算在内。但即便《国家赔偿法》中缺乏依据，索要赔偿也合情合理，毕竟这些损失客观上都是冤案铸就。此外，以45万作为十年的精神损失补偿是否足够，也尚有争议。

以上这些争议，暴露出国家赔偿的系列问题：赔偿标准，尤其是精神损失抚慰金的赔付标准相对模糊；“法外赔偿”比如律师费、医疗费等客观损失缺少补偿标准；“赡养费、未成年女儿抚养费”的赔付不够人性；以平均工资计算的方式缺少对实际收入能力的考量……总而言之，相对于蒙冤者固有的生活状态而言，现行的国家赔偿机制，尚未形成与之匹配的补偿标准，要么标准不够明确，要么弥补不了客观损失。

国家赔偿要体现出国家责任，两点必不可少，其一，标准明确，不存在很大弹性；其二，这种标准应该是以个人为本位，以个人的实际、全面的损失为标准，体现出个体作为公民的完整权利。当然，220万国家赔偿款的确立，还不是张氏叔侄案的终点，张高平表示“将继续与律师商量”。按照规定，他们可以在一个月的有效申诉期内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重审认定赔偿额度。我们也期待，张氏叔侄能够获得更为合理的赔偿，同时以此案为参考判例，理顺国家赔偿制度的疏漏之处，开启国家赔偿的新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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