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英案折射出的政商博弈

长江商报消息 ■黑居易

备受各界关注的吴英案，去年5月21日画上一个休止符，吴英终以集资诈骗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但是，吴英至今不服，在狱中再递诉状，坚称自己并非资不抵债，要求改判无罪。

一年后回首，“集资诈骗罪”的罪名是否合理等问题仍有待商榷。吴英明确否认集资诈骗的罪名：“无论是案发前还是案发后，申诉人从未否认过任何一笔借款，包括法律并不保护的高利息，债权人自己遗忘或者申诉人没有出具借据的款项等。”有法律界人士也曾表示，案件本身涉及的罪名认定在法律界就有争议，民间借贷的“非法性”，是案件的焦点。

经济发展高歌猛进时，适当让利于商或民，商人自然能得到保驾护航，甚至得到不同程度的豁免。一旦形势变化，商人的命运则难以预料，尤其是涉足灰色地带的商人。据吴晓波研究，1984年，温州民间资本破天荒地涉足金融业，当年就出现过像吴英这样的人，叫郑乐芬。后来有方佩玲在温州做小额贷款公司即方信钱庄，开办第二天就被当地的农业银行砸了牌子，当地的民间借贷行为随后转入地下，以至于酿成了1986年的温州“抬会”事件。

当国有银行的地位固若金汤，民间资本自然会被排除在外。那些游走在灰色地带、从未获得名分的民间借贷集资行为，被定性为“非法集资”，只是时间问题。定为诈骗，也在两可之间。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蔓延，政府银行的信贷闸门大开，按理说企业不缺钱。可是，偏偏就是这时候，温州等民营企业发达的地区，非法集资罪进入高发期。而“非法集资”的主要客户，是差钱的民营企业。

在此背景下，民间集资借贷市场巨大，交投活跃，吴英案引起的巨大民意反弹也在情理之中。2012年3月28日，温州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获得国务院批准，将在地方金融组织体系、金融服务体系、民间资本市场体系、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等方面先行试验。

也许，吴英翻案的可能性不大。在政商博弈的进程中，如何校正博弈双方的逻辑关系，改善博弈的生态链条，改变固有的市场关系和分配，更值得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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