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穿越剧与狭隘的中国梦

长江商报消息 陶舜

《中国合伙人》上映三天票房过亿，在营销上可谓非常成功。5月17日那天我去看了首映，也许期待过高，看完之后觉得只能打到80分。

这部以1990年代为背景的商业励志故事片，导演毫不掩饰影片以新东方的创业故事为蓝本。

影片与新东方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使得观众在观影时会很自然地把情节与新东方三架马车相对照，经常有现实穿越的感觉，观影后能够回味的除了个别有意味的台词，也基本上仿似新东方的创业历程。

《中国合伙人》所呈现的和现实的新东方之间，存在一种疏离甚至背反的荒诞感，观影前后，观众可能也会对介于真实与虚构之间的故事感到荒诞。

它介于纪录片与故事片之间这种两不靠的姿态，使得主创方在营销时高调把新东方纳入宣传要素，又以故事片的姿态规避最有难度、关于上市过程中最核心的内斗与挣扎。《中国合伙人》无疑是讨巧的，它顺应了当下鼓励创业的时代洪流，并在其中吸金千万，除此之外，我没有看到陈可辛在艺术上的更高追求。

陈可辛在“新梦想”的表面之外，先验地假设观众缺乏洞察能力，于是在创作之初就把最值得创业者思考的部分轻轻放过。那些包场看电影的公司，与其说是去看一部创业电影，不如说赶去看一个以创业为名的企业年会视频——果然，其中颇不乏新东方式的说笑和励志治愈系式的廉价感动。

如果说被拒签后“美国人民暂时不需要你”的自嘲是种宽慰的话，那么，邓超如此在乎机场的安检并将之视为美国对他尊严的不敬，究竟出于何种逻辑？民族自尊心如此紧张，以至于老大成东青都为他耿耿于怀，最后以孟晓俊的名字在其打工过的研究机构捐了个实验室，以报一箭之仇。新东方三元老见多识广，其民族与人生格局或许不至于此。

老俞的创业路有艰辛的一面，但顺应1990年代的出国热，还算是扶摇直上，并没有苦大仇深的民族国家情感。《中国合伙人》刻意强调海归邓超在美国的失败人生，并强行扣上“美国”、“中国”这样的大词，与其说这是对宏大叙事的迷恋与意淫，倒不如说，它是对“中国崛起”一类论调的迂回解读。可惜影片所呈现的中国梦，伴随着浓重的“中国可以说不”乃至“中国不高兴”式的腔调，尽管靠上了中国梦的主流话语，仍摆脱不了狭隘的局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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