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不可以和应不应该

长江商报消息 花猫子

近日，钱钟书的书信手稿即将被拍卖一事炒得沸沸扬扬。这个事件完全走商业路线，拍卖方首先是公布部分“劲爆内容”大肆宣传，后又有“收信人”李国强闪烁其词，慌称不知，拍卖公司三缄其口，拒绝采访，一方面加深了神秘感，另一方面，也防止闹得过犹不及，都是一种策略。

其实就其爆料的内容来看，算不得什么，所谓鲁迅传记未谈及朱安，只和传记的作者有关，和传主无涉，且钱钟书这样谈，没对鲁迅有什么降格，反而显得较为公正客观，充满人性关怀。谈论红楼梦的英译本，那也是个人标准趣味，备为一说。且文中多为钱氏幽默，玩笑口吻。

但此事的症结，在于未经过写信人及其家属的同意，以售卖的方式，向外界传播信件信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事原则与底线。了解钱杨夫妇、读过两人文字的人都知道，他俩都对世事有一种从容达观，也有一份沉默保留。他们学识深厚、修养玄韵，这让他们能够看透人间，看淡风雨。他们对他人人品有狡黠的一瞥，对他人文品亦有隐秘的一笑。但同时，不论是知识积累还是人间经验都让他们相信“个人臧否不足为人所道”。

所以，他们的文章，通常要花很大力气才能读出其蕴藏的真意。然而，信件却不同：其建立在个人信任的私人性和随意性之上，或许可以听到些痛快话。但是，作为埋藏而坚守个人意见的选择，这些信件无论是否无可置疑，都是他们对于时代筑起的最后防线，意义等同于私密日记。

渴望窥探是人类的正常心理，但是作为现代公民，也许我们更应当学会尊重个体的意见。

法律是既成的社会准则、说的是“可不可以做”的道儿，而伦理是的个人条约，说的是“应不应该做”的理儿。在这个事件上：法律上的争论还在继续，但在伦理道义上，则无需再强行辩驳。在这个物化已久的社会，招摇过市，兜售那仅存的一点点信任，本质上加速了人的价值贬值。

书信书信，“书”是形式，“信”是根本。亲笔书信不仅是文字的排列和书法的表演，更是思想的负载、情感的交流和责任的寄托。假如，收信方觉得有公开的价值，写信方觉得有公开的必要，我们当然乐观其成，不是有所谓《曾国藩家书》为例？假如，写信方觉得没到公开的份上，收信方却弃信而不顾，不厌其烦，不惮其害，我们有理由为其羞耻。

实在不忍看到一贯优雅克制的杨绛女士，在一百零二岁高龄，还为那本该属于自己的物质与精神，诉诸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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