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书信属人类共享文化遗产

长江商报消息 阮红松

北京一家拍卖公司近日宣布，6月将在京举办一场钱钟书书信手稿专场拍卖会，拍卖已故著名作家钱钟书及其夫人杨绛、女儿钱瑗的数十封私人信件。

这事遭到钱钟书遗孀杨绛的愤怒谴责与反对，称如果拍卖举行她将诉诸法律，维护自己和家人的合法权利。她说：“此事让我很受伤害，极为震惊。我不明白，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私人书信，本是最为私密的个人交往，怎么可以公开拍卖？”这批信件，主体是钱钟书上世纪80年代与时任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的书信往来，涉及不少对历史和学人的评判。

这批书信的学术价值是无疑的，是后人研究钱钟书及其相关著作重要的文化遗产。虽说在某种特定时期属于个人私密、归个人保管，但其公共属性也只是个时间问题。纵观古今中外文化名人的各种文集，私人信件的收录占有重要地位。有些信件的搜集与公开也同样历经波折，甚至违背了著作人的生前意愿，但从文化遗产共享的大局出发，最终还是公之于世。最为私密的莫过于文化名人的生前情书，抛开阴暗的猎奇心理不说，情书无疑成了文化名人最本真最瑰丽的人生篇章。

从这个角度说，李国强公开钱钟书书信是无可非议的，是对文化共建的一种贡献。只是公开的方式值得商榷。公开个人保管的文化名人私密物件而获取报酬的做法是有的，因为其中有保管成本付出，但公开其中的私密信件而获取报酬，而且以“拍卖”的方式，则极为少见。通常的做法，比较为公众尊敬和接受的做法，是捐献。

李国强过于商业化的炒作，估计是引起杨绛女士反感的重要原因。由于李国强的不当做法和杨绛女士的个人情感，这次公开拍卖注定难产。如果因个人原因错过或延误文化遗产的公开，则不是公众希望看到的结果。

因此，这次“拍卖事件”的最好处理办法，不是双方的敌对，而是协商。以一种妥当的方式，处理好这批信件的公开方式。从历史的进程说，公开是迟早的事，个人行为只是公开进程中的一个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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