捞尸要价背后的职能缺位

长江商报消息 ■ 马骝山（河北 职员）

晚11点左右，台州温岭一对情侣跳河，再也没有上来。死者家属赶到后，警方帮忙联系打捞队，可打捞队员一直拖到第二天上午10点多才赶到。到现场后，还先谈价格，开始要价一万二，最后在当地村民和民警的调解下，价格才降到三千。（5月27日 浙江在线）

捞尸要价，确实是“先谈钱，再谈道德”，或者说，是一种变相的、现实版的质问，“道德值几个钱？”但是，设身处地想想，死者虽其情可悯，捞尸又确实是一个掺杂着辛苦、危险的技术活儿，且民间对此多有忌讳，一般人不敢轻易接手救助。那么民间捞尸，作为一种政府职责以外的市场行为，根据相应的工作难度跟需求方进行一番议价，也就属于“在商言商”，个人觉得无可厚非。

值得进一步反思的，倒是诸如这样的人身意外溺亡，每年各地都有发生，政府部门是不是应该设立专职的“救灾救险队”提供免费救助？如此，“价格由家属和打捞队私底下谈，警方帮忙联系，但不干涉”的尴尬情形就可以避免了。如果站在纳税人角度而言，“警方帮忙联系”不是天经地义的吗？“不干涉”实则属于一种“不作为”。

政府相关服务职责的缺位，造成的弊病是，将理当自行承担的公共服务职能诿之于社会机构，看似自己省心省力，实则造成了服务空当，由此滋生出许多高额花费，比如天价捞尸费、拖车费。政府不行监管之责，而是袖手旁观，那只能招致乱象丛生。而且，这样一来，公民权益也无法获得有效保护。以这起案例中的谭生为例：家在重庆，自己的哥哥和女友在异地轻生，如果单靠自己的收入，根本无法满足捞尸队的漫天要价。

我们常慨叹着见者不救的失德事例，高额捞尸费刺痛着人们内心，但简单地将之归因于捞尸队的唯利是图，是无济于事的，而且涉嫌“道德暴力”。其实，一旦生命个体出现意外，最负有义务的救助者，还应该是政府。毕竟，政府属于“代民施政”，个人力量总归有限。若政府对此漠然视之，推诿卸责，却转而去抱怨、指责公民的精神境界不高、道德提升不力，未免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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