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外储投资应进入战略性转换

长江商报消息 ■杨国英(财经评论员)

不必纠结于我国大幅增持日债所造成的账面浮亏，当下我国外储投资亟需改变过于依赖发达经济体的路径

自去年12月安倍就任日本首相后，日元近乎无底线的量化宽松政策，使日元兑美元以及其他货币急速贬值的同时，更让过去3年寻求风险分摊的我国外储投资，再次意外受挫。

数据显示，自2009年起，我国对日本国债的持有量，即进入高速扩张阶段，并自2010年起，连续3年成为日本国债最大的海外持有国，3年间我国所持日债增长率高达近6倍，截至2012年末，我国所持日债额度已高达20.5万亿日元。

客观而论，近4年来，我国大幅增持日本国债，是一种极其无奈的选择——2008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以及其后于2009年底持续爆发的欧债危机，使得此前作为我国外储“重仓”持有的美债和欧债，其风险度急剧攀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国试图通过大幅增持日本国债，以相对减少对美债和欧债的投资依赖，并降低系统性风险，应该说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单纯讨论日元贬值对我国持有日债所造成的损失，其意义并不大。这是因为，尽管日元大幅贬值对我国所持日债造成账面缩水，但是，即使在连续4年大幅增持之后，当下我国所持日债占我国外储总额的比重亦不大，且远少于当下我国所持美债和欧债的额度，我国当下外汇储备为3.44万亿美元，而所持日债为20.5万亿日元（约合2000亿美元），同期占我国外汇储备仅为5.8%，而与我国所持美债和欧债的额度相比，我国当下所持日债，亦仅分别占同期我国所持美债和欧债的16%和20%。更何况，基于我国出口经济与日本存在结构性差异，日元的大幅贬值，对我国的全球出口并不够成系统性冲击，而中日双边贸易近年来的均衡态势，反而因日元的大幅贬值，使得我国从日本进口的部分高科技产品，成本明显降低。

不必纠结于我国大幅增持日债所造成的账面浮亏，如果跳出我国外储投资“点对点”的思维惯性，进入线性思维逻辑，我们就可以发现，在全球经济贸易失衡、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差距日益收窄之下，我国外储投资亟需改变过于依赖发达经济体的路径——这是因为，无论是美债、欧债、亦或是日债，在其经济短期难以凭借内生能力修复而不得不依靠货币量化宽松进行刺激的情况下，对发达经济体的国债投资，无论如何进行多点分摊，发达经济体整体量化宽松的短期难改，均将对我国外储投资造成极大的风险，这从近年来，我国相对减少美债、欧债的投资占比，而大幅放大日债的投资增速，其结果均造成外储投资的浮亏即可明确感知。

之于当下而言，我国外储投资应形成整体侧重新兴经济体国债的思维路径，虽然相较于发达经济体，短期内新兴经济体的货币稳定性相对较差，但是，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新兴经济体强劲的后发增长优势，使得对其国债进行投资，具有中长期的方向正确。

我国外储加大对新兴经济体国债的投资占比，不仅可以减少对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国债投资的结构性依赖，从而降低发达经济体抱团式量化宽松给我国外储投资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更可以由此借助货币互换等多重渠道，通过我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相互增加对方国债的投资，从而间接为人民币国际化拓宽空间。

当然，结构性降低我国外储对发达经济体国债投资的占比，除大幅增加对新兴经济体国债投资外，我国外储还可以通过加大对原油矿产等大宗商品投资、助推我国企业走出去等方式进行辅助。此外，藏汇于民以提高我国外储的投资效率，亦应成为我国外储投资战略性转换的关注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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