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儿童先要解决弱势者之困

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熊志

有媒体统计，自5月8日海南万宁发生“小学校长带女生开房”事件到5月27日，20天内至少有8起校园内猥亵性侵幼女案被曝光。

猥亵、性侵案频发，让这个儿童节特别沉重，也让我们对儿童权利的节点式回顾，显得特别重要。儿童权利作为一种底线式的权利，伤害频繁发生，预示着底线被击穿。尤其当伤害的施加者为教师、公务员。

反思儿童权利的保护，首先得意识到，儿童遭受的侵害是多样的。显性的诸如家暴、猥亵、性侵，隐性的如让儿童配合领导表演、儿童节过度消费儿童，这些都可以理解为对儿童权益的某种荼毒。儿童权利，根本是种“拒绝的权利”，拒绝伤害，拒绝被轻视、无视，拒绝诉求不被社会平等承认。这种拒绝可以是一种自主的决断，也可以是社会性的代理。

自主决断能力的缺失，揭示了教育的病灶；而社会代理能力的薄弱，则意味着家庭、学校等缺乏对儿童权益保护的敏感。这两种局面，共同造就了儿童的弱势者之困：在面对伤害或其他强制力量时，儿童缺乏反抗的意识，社会又无法提供及时的兜底性保障。于是，对儿童权利的救赎，呈现出极大的偶然性，很多侵害行为往往跨度数年。此外，儿童的沉默，社会纠错机制的低效运转，又使得儿童保护呈现出一种假象：我们一方面误以为他们过得很好，另一方面在这种乐观之中对侵害行为形成了疲惫，甚至自身都成为无意识的侵害者。

这种侵害的发生模式，在一些贫困地区很有代表性。曝光的猥亵案件中，不少受侵害者都是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的教育要么不完整，要么出身寒门，教育更加功利化，安全教育心理教育的分量不足，儿童对自身权益往往连最低限度的认知都没有；另一方面，作为监护者的家长因为生存被迫背井离乡，儿童多为隔代寄养，照看者往往缺乏基本监护能力。在这种成长环境之中，可以说儿童是被“抛弃”的。他们不是被当作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一个应该得到完整教育的人，应该获得足够保护的人，应该被社会平等接纳和重视的人。

保护儿童权利，当然要破除儿童的弱势者之困。但也要看到，儿童的这种弱势之困，本质上根源于群体性的生存之困。尤其在贫困地区，儿童教育、启蒙、监护上的不完整，背后实际上是家长乃至一个地区生存、发展权利的不完整。这种不完整，让儿童保护在人们的价值序列上被生存、发展的挣扎与努力所遮蔽。儿童权益，成了一个不得不后置的次要问题，这又使教育、监护等各个层面留下漏洞，儿童的正当权利，极易被这些漏洞所吞噬。

正因如此，我们强调儿童权利的保护，强调儿童的弱势者之困，必须发现这背后无法为儿童提供基本保障能力的一个个家庭、群体乃至地区。构建儿童安全的防火墙，说到底绝不是一个概念游戏，或者背背防狼手册、考核师德等就足够了。它离不开社会性体制机制的建立，离不开对弱势群体基本权利的确权。也只有当弱势者不必为生存所纠结，弱势者对于子女的保护能力才能提到正常的水平；而社会对于儿童权益，也才会形成充分的敏感，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来的法律防护网，才具备刚性的意义。

无论如何，儿童安全的保卫到了必须正视的时候。这不仅仅是因为儿童节，更是因为儿童侵害行为背后的弱势群体的生存困境，早已成为固化的现实，它极易被习惯性忽视。这种困境得不到改变，对儿童保护做再多的节点式回顾，恐怕都难以遏制伤害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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