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 朱昌俊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3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婴幼儿奶粉质量安全工作,会议要求把提升婴幼儿奶粉质量安全水平作为突破口,按照严格的药品管理办法监管婴幼儿奶粉质量,把优质国产品牌竖起来。
在“六一”儿童节和阜阳“大头娃娃”奶粉事件十周年之际,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瞄准婴幼儿奶粉质量安全问题,意味深长。自2003年阜阳奶粉事件进驻公共视野,历经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的重创,十年来,国产奶粉信誉已跌至谷底。奶粉安全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安全感的一把标尺,突破了奶粉本身的范畴,有效的纠偏不容再缓。
将婴幼儿奶粉的管理纳入药品监管体系,意味着奶粉行业的监管规格和层级将大大提升,行业准入门槛也会提高,这种模式的效果也已被国外的经验所证明。不过,即便是药品监管体系,也并不意味着万无一失。中国药品行业近年来所暴露出的如毒胶囊等事件,就是典型的负面例子。此外,药品监管职能部门面对新的监管要求,在技术和资源上是否做足了充分的准备,也是一个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在期待一个全新的奶粉行业之前,监管部门的专业素养仍有待补课。
李克强在会议中强调,婴儿奶粉是重大民生问题。这种定性决定了,相较于一般性的市场监管,在奶粉行业的监管中,政府要担负起更多的责任。也就是说,政府除了当好在销售末端的市场检测和事后追责中的“守夜人”角色,也不能回避产业内部的问题——监管的触角,要伸向从奶牛养殖—原奶加工—成品奶销售的整个重新洗牌与整合的市场转型中来。
随着奶粉行业问题信息的披露,奶粉安全越来越多的指向奶源的问题。其中,奶牛养殖规模化不足、奶农和乳企的利益分配失衡,导致原料奶质量不高已在业内形成共识,“三聚氰胺”的出现其实就是这种矛盾的极端化表现。在这个背景下,促进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完善产业链条中的利益分配机制,是个绕不开的议题,政府当为推动奶农与乳企的利益一体化创造更多的外部条件。目前,一些地方推行由政府主导建奶牛小区,乳企与政府签定稳定的收购合同的做法,有探索意义,但是政府本身参与到利益分配中来,如何确保监管的独立性,又存问题。
会议提出要制定相关政策,推进奶牛标准化规模养殖,切中肯絮。但在这个过程中,也要提防制造新的利益分配裂痕和产业“大跃进”。在产业整合的过程中,一,奶农的利益要受到政策性保护,并提升其在乳企面前的议价能力。二,奶牛养殖规模化要得到科学化控制。殊不知,目前的行业乱象就与市场的非常规增长存在很大关系,一些奶企“先市场,后工厂;先建设,后奶源”,导致奶粉质量与规模生产脱节,新的整合务须规避这类问题。
一个事关社会前途和未来的行业,却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沦陷,中国奶粉之殇所带来的教训不可谓不惨痛,拯救的必要性无需赘言,但救赎之路注定漫长而艰难。结合目前中国奶粉的产业现状以及市场和消费者心态,当下之急,是要对现有的监管和市场生态来一场全面的刮骨疗毒行动,从负做起。否则,已有的市场格局和惯性会继续削弱监管的效力;地方保护主义也难以从原有的利益中抽离出来。但在新一轮的治理过程中,又要避免目标的好高骛远。因为,目前国产奶要解决的立身之本,并非是质量高低的问题,而是基本的安全问题——这是一切拯救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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