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界不该为红十字会“背书”

长江商报消息 ■ 宋志标

社科院近日发布了《2013慈善发展蓝皮书》，2012年，中国红十字会系统总收入为逾36亿元，比上年下降约9%。其中，接受国内社会捐赠款物19.6亿元，比上年降26%，这一数据比全国社会捐赠总量下降幅度还高9个百分点。唯一增长的是政府拨款，为14.7亿元，增长26.6%，且占红十字会全系统收入总额的比例从2011年的28.85%增长到40.21%。

蓝皮书的许多结论，都符合舆论的表现。比如去年的慈善捐赠总额为700亿元，比上年的800多亿元减少一成多。蓝皮书针对红会收入构成的变化，还下了一个评论：红会社会公信力的重建难度远超想象。因为蓝皮书的主要制作人杨团，是社科院研究员，同时兼任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她有此感慨，也是对红会风波的一个概括。

就在社会上对社监委无法监督红会，反而存在利益输送的指责出来后，杨团女士一直以中立的姿态表达看法。她认为社监委的存在有积极意义，就是为红会改革提供某种探索的途径和模式。就在同个时期，与杨团一样具有行业声誉的徐永光则说，要打破“以权谋捐”的旧体制，走出一条“政社互动、共建慈善新体制”的道路。

杨徐二位的看法在公益界很有代表性，而且以他们策动资源的能力，也足以将类似的观点输送给公益界。由此就可以看出一个差别，当社会舆论强烈质疑红会，并且大众用拒绝捐款来表达态度时，公益界的态度并不是与大众一致，而是仍将红会作为一个可争取的对象。对政府来说，则以继续提高财政拨付的办法，维持红会的地位。

从一种激烈的观点看，社会希望红会彻底去官化，独立走出一条慈善改革的路子。可从实情观之，这早已成为一厢情愿的事情。因为不仅有政府输送资源给红会，甚至在倡言改革的公益界，也并未与红会划清界限。公益界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偏离了社会的呼吁。不止是政府在维持红会，公益界也在为红会背书。

红会通过顶层设计，拿到了国家政策，红会开支进入政府预算范围。由此，红会强化行政性与垄断化。同时，红会利用这些垄断，迫使公益行业在身份资格、机构挂靠、融通政社等方面有求于它。尤其是公益界，在提出去行政化、去垄断化的过程中，反倒与红会等官办慈善紧密结合。若要说对红会的挽救，只怕公益界“功不可没”。

以公益界的现状，要走出新体制的路子，不得不与旧体制打交道。问题是，这种行动的策略如果不能清晰地划定公益新旧格局的边界，所谓求新反倒容易沉沦，公益维新人士最终与他们所反对的那些沆瀣一气。即使像杨团、徐永光这样敢于发声的业界大佬，在宣讲的时候也有不能说之言。这个可以理解，但公益界最终得到了什么，也不能粉饰。

在民众的立场上，他们会以为红会信誉扫地却屹立不倒，全拜政府所赐。民众应该看到更多，特别是对公益界首鼠两端的态度有彻底的认清。公益界对红会的态度有反复，从恨铁不成钢到一起分享“公益盛宴”，已经走得太远了，以致于忘记了对社会的承诺。是争取红会造成改革局面，还是与红会结伙造成不改革的事实，终究欺瞒不了公众。

作者系资深评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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