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人公开从官员子女开始

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熊志

6月1日，《新京报》记者从湖南省常德市委宣传部获悉，针对湖南常德市石门县委副书记刘琼“火箭提拔”“简历不公开”等网络质疑，常德市委于5月31日晚召开了市委常委会，听取了有关情况汇报，并决定成立联合调查组，对刘琼提拔任职等情况进行全面调查。

因“火箭提拔”而备受质疑，即便在湖南，刘琼也不是第一个。仅仅三月份以来，湖南被曝光的“火箭提拔”官员已有四例，包括27岁边读研边升迁的副县长徐韬，90后区发改局副局长王茜，80后女副市长王卿系，以及工作仅10个月就被违规提拔正科、4年就被破格提拔为副区长的朱松泉。在湖南之外，类似例子还有更多。

这些“火箭提拔”的官员，在未曝光之前，基本上被奉为官场年轻有为的典型，甚至被包装成打破唯资格论的正面标本，家世背景、履历、升迁之路，公众难以获知。但曝光之后，这些官员的任用，又存在值得怀疑之处。怀疑主要指向程序问题：一来升迁程序不清不楚，二来都有亲属为官的家世背景。所以，“火箭升迁”给公众造就的印象是官爵世袭、子承父业，权力在封闭的亲属圈内交接。

这些年来曝光的“火箭提拔”官员，基本上鲜有推翻上述结论之例。除此之外，另一层难以推翻的事实是，“火箭升迁”的处理多以官员免职作结，程序或大或小的瑕疵，铺就了官员的火速升迁之路，也在曝光后火速截断其任职之路。真正调查一番后符合程序的，少之又少。而且，官方调查的结果往往称“符合程序”，本身多是从体制内调动程序而言，还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程序正义。程序正义，首先是指民意关。曝光后质疑一片，证明民意关未过，民意不过关，就不能匆忙而简单地将符合程序与程序正义画等号。

不能说“火箭提拔”都是父辈在前面铺路的结果。身在官宦之家，子女从父辈的家庭教育、人际交际乃至行为风格上受影响，进而培育出契合官场的特质，能快速适应体制，这很正常。我们质疑这些“火箭提拔”的官员，必须得承认，官员子女在官场上顺风顺水，成长环境上的天然优势不可忽略，这种优势也没必要上纲上线。对此，《公务员法》中设有任职回避、地域回避等回避制度，避免父辈在成长环境的塑造外，以权力之手打通子女的升迁通道。但类似规定很容易被突破，权力没完全管住，父辈的影响可能跨职位、系统乃至地域，通过裙带关系或者互惠模式，为官员升迁开路。

在以往，官场论资排辈、压制后进者，为公众所批判；现在官场用人机制稍加灵活，破格提拔又容易成违规提拔的障眼法，陷入另一种身份背景意义上的“唯资格论”。官场人事任免机制的变革，卡在中间，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同时，一些真正的才干之士，该上去的上不去，甚至不敢上去。“火箭提拔”就此被标签化，在快速升迁的官员面前，老百姓真的成了“老不信”。

真正做到程序正义很难吗？未必。选人用人按套路来，然后再把程序向大众公开。官员有没有官宦的家世背景，提名者、推荐者是谁，最后拍板的又是谁，官员有哪些成绩，这些既不是私密信息，也不存在技术难度，政府部门既要给某个官员快速升迁，又缺乏公开这些必要信息的基本自信，如何让人心服口服？

在权利觉醒、信息通达的时代，千万不要把官员任免搞得讳莫如深。官员的升迁和调任，尤其是官员子女的升调，应该走在信息公开的前列，信息公开透明了，清白的总是清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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