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不能没有节操

长江商报消息 朱四倍

“《纽约时报》一篇书评可以决定一本书的销量，我们当下有那么多走红的批评家，为什么文学评论却没有起码的社会信誉？”6月2日在 “创作与评论如何良性互动”交流会上，清华大学教授肖鹰抛出了问题。

此事并不新鲜，“有些批评家就是全国到处飞来飞去，参加研讨会拿报酬”早已遭人诟病，但无济于事。当看到《纽约时报》一篇书评可以决定一本书的销量，而我们的批评家日益抽空评论的信誉时，该作何感想呢？

拿人钱财，替人说话。这种吹捧式批评，有的还稍事遮掩混合点自言自语，有的则直白到大言不惭。殊不知，这种赤裸无底线的商业化介入，只会让中国文学走入质量败坏的死循环，最后直接受损的还是作家、批评家，以及相关产业的从业者。把读者当傻子的人，其实自己已经傻到无可救药了。

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学附上商业的外衣，从而衍生了商业化的文学批评，这看上去再自然不过，但是一个正常健康的评论环境，应该有一块独立于商业之外的纯粹精神领域，譬如《纽约时报》的书评版。

肖鹰总结的四怪状值得我们反思：一是造谣诽谤；二是无耻吹捧；三是欺行霸市；四是党同伐异。这些怪现象其实早已令人见怪不怪了。对于怪状的麻木和对于底线的遗忘，才是最恐怖的。

红包式批评家的蔓延意味着批评的弱化和评论家底线的失守。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红包式评论家的批量出现，一方面导致真正文学批评的离场，另一方面，这些批评成了给作品涂脂抹粉的工具。

当批评沦落到靠收“红包”生存的地步，更是一种讽刺。洁身自好者除了骂几句“堕落”和“功利”之外，还应该反思，为何无底线的评论可以大行其道，以至于将真正的独立文学评论挤压到没有空间。

健康的文学生态是长远之计，商业利益的常态也应该是在追求山洪暴发式的掘金中兼顾细水长流。如果以目前的短视策略，只会暴露自我的愚昧，而离读者越来越远。

不能永远让读者和作家在艳羡“《纽约时报》一篇书评可以决定一本书的销量”现象中愈来愈失落，文学生态的改变从你我做起并不难，拒绝愚昧惑众的评论导向，坚持独立思考和自我选择，用脚投票，让模糊的底线重新明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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