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大黄鸭”学到了什么

长江商报消息 夏安

近日，有关荷兰艺术家霍夫曼的作品“大黄鸭”的新闻真是铺天盖地，自从这只32米高的大胖鸭停泊于维多利亚港后，一会儿明星合照，一会儿网友恶搞，一会儿全国山寨，十分热闹。

大黄鸭之所以如此吸睛，据说“大家可以通过大黄鸭找到童年和想要追忆的童趣”。虽然这只胖乎乎的橡皮鸭的确是个挺萌挺可爱的巨型“玩具”，但是除此之外，我实在找不到它在我童年的生活中曾扮演过什么重要角色。

由于文化差异，这种洗澡时用的玩具除了在迪士尼动画里可以看到之外，中国（至少是内地）的确很少接触——我们大多数只会往澡盆里丢毛巾肥皂——因此，它或许有关新鲜和有趣，但无关我们的童年和文化。

如果想通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何微博上很多网友根据大黄鸭而恶搞出杭州白青蛇造型、天津狗不理造型和北京烤鸭造型的水上巨型充气玩具，这是对我们本土“大黄鸭”缺失的戏谑。虽然重口了一点，但不可否认，它们都是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化记忆。

大黄鸭在内地闹得火热，或许更多的是一种开洋荤之好奇，赶洋气之时髦。商家们跟风而动也就毫不奇怪了，如果不考虑他们在版权问题上的无底线，甚至还算一次效果奇好的成功营销案例。另外，模仿并不丢人，学习先进无不先起于模仿，文化融合无不发生于山寨，据说披萨饼是山寨的中国馅儿饼呢。

有两点原因，令我们面对本地或其他各地的山寨充气鸭时感到作呕——扑鼻而来的铜臭味儿，对艺术的粗暴践踏与利用。山寨与模仿的走样最多令人感到好笑，而对版权的漠视，无孔不入的商业操作，在宣传上模棱两可的措词造成对大众的误导，都让人感到恶心。为了利益可以无所不为，如此赤裸且毫无技术水平，对于商家来说结果是他们成功了，他们要的也只是结果而已。

文化创意的闪耀，文化产业的崛起，文化自信都是不会建立在浮躁肤浅地跟风、无知无畏地模仿、肆无忌惮地山寨上的。霍夫曼的成功，得益于他“小鸭大作”的才华：能够结合本土文化语境，在一个小小的普通的生活用品中，赋予独特的观察视角、巧妙的构思想象，丰富的思想内涵，个性的艺术表现；同时，也得益于一个知识产权受到保护、个人创意受到尊重的社会环境。大黄鸭终会漂流离去，而我们从它身上，到底学到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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