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历史，个体反思不能缺席

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 朱昌俊

日前，作为当年的红卫兵，61岁的刘伯勤在媒体上刊登广告，向在“文革”中受到自己批斗、抄家和骚扰的众多师生、邻里道歉。他说，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但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不对的事，就应该道歉。

对于历史的道歉并非如一般人想象的那么简单，如刘伯勤老人的道歉信，就写在与其一起参加运动的老人过世的情况下，因为这种道歉，既代表个体对“大历史”的回应，也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自我的一种间接否定。正因为此，“文革”亲历者的道歉行为所表露出的勇气，值得肯定与尊重。

刘伯勤并非公开就“文革”道歉的第一人。2010年，南方周末就以《历史深处的来信——四十四年后，终于有红卫兵公开道歉了》为题报道了数位学生向老师的道歉。当“文革”过去快半个世纪，这样的道歉看似是一种迟到，但对于未经彻底正视的历史来说，亲历者以道歉者的身份站出来，重新反思历史，是必不可少的“历史回响”。

道歉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正如刘伯勤而言，那些恶行，虽然发生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但在“在任何社会里，做这些事都是不对的”。更为重要的是，当历史过去半个世纪，再不道歉，当年的被迫害者与作恶者都将不在，从对历史的正视的角度而言，如果历史参与者的反思缺席，这样的反思就难谈深刻和完整。

或许在一些人看来，“文革”有着大范围下的社会背景，大家都是被裹挟到历史的洪流之中的，作恶者多属于不自觉作恶的。甚至一些人，出于对现实不满和对于青春岁月的怀念，而出现美化那段历史的迹象。但是，无论那样的恶有着怎样的生成背景，都是由每一个参与者去完成的，即便是被裹挟，也都是恶的一部分。当个体不能从历史的正视中醒来，悲剧的生成土壤就难以真正瓦解。

一切历史都建立在个体参与构造的细节之上，对任何一段历史的苏醒和正视，首先源于作为历史记录者和参与者的个人醒悟和反思。“文革”亲历者能站出来登报道歉，即意味着以个体的方式和个人的名义去反思“文革”。这也是真正让文革这段历史被正视和了解的重要一步，是要在个人忏悔的基础上达成历史与历史，个人与个人的宽恕与和解。当越来越多的亲历者能够重新叙述细节、反躬自省，才能对历史进行最大程度的客观还原，也是对歪曲历史者的有力驳斥。

有声音说，刘伯勤的道歉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自己没有命案，后来家里也受到运动的冲击，对于“文革”的破坏力有更为直观的认识，道歉也少了很多阻力。这关系到社会大背景下“文革”的被正视程度。亲历者表达对历史和个体责任的反思,并非只有道歉一种形式。早在1985年巴金先生就曾建议修建一座“文革”博物馆，让更多的人更为直观地了解那段历史。今年清明节期间，重庆“文革”红卫兵墓园对外开放，让更多人有机会感知“文革”历史。也就是说，当历史有了各个维度的呈现与反思，在最大限度接近历史真相的同时，也能够为更多亲历者的道歉与直面历史提供勇气。

像刘伯勤这样以个人名义为自己当年的行为道歉，其实已经蕴含了一种历史性的拨乱反正：在那个时代，运动在打击个体中形成，但对历史的反思却要从个人开始。而拥有独立思考、不轻易被裹挟的公民，正是一个现代文明社会的必备元素和基础所在——他们是杜绝社会悲剧不再重演的重要力量。

任何历史都不应该只停留在一个个冰冷的名词和数据之上，经历者的道歉，既是对历史细节的个体叙述，更代表了个体正视历史的态度和勇气，兼具了历史的镜鉴价值。希望这样的个体行为，能够得到更多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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