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消息 侯红志
写陈老师直接用他名字，是想让他看到。因为陈老师总是让我从记忆的沉重品味出现实的休闲，这激励了我的生活兴趣。
硚口区的集贤村中学是个“大民办”，“文革”时被命名为井岗山中学。老师总说：“井岗山就一个，多光荣！”陈忠怀却沾不上这喜气，因为他出身不好。
陈老师如果“绵条点”，可能不会那么倒霉，但是他不。“文革”时，物理课改成了《工业基础知识》，我们半学期就学了个塔式吊怎么将砖头吊到社会主义楼房上去，陈老师就在课堂上公开说：“你们学不到什么的。”他的这些言论传到学校领导那里，倒霉便是迟早的事了。
陈老师的倒霉发生在1970年“9·13”事件之后。林彪往苏联跑，虽说死了，却引起我们极大警惕，学校里组织队伍在市郊东西湖农场造战备砖，做防空洞以防“苏修”飞机丢炸弹。学校那么多好脚好手的老师不派，单单派他去挑烧砖的泥巴，就因为他是个跛子。
那泥巴在一处三米高坡上，从地下上去仅靠一条尺把宽的跳板，我们这些学生谁都不敢挑着担子走那跳板，只有排成一字长蛇阵，将一筐筐泥巴往下传。带队的不许他参加这队伍，而又必须完成任务，每到我们歇息时，陈老师那倔强的身影便出现在跳板上。逆光映衬下，陈老师的身躯一耸一耸大幅度起伏着，将压成弯月状的担子挑到地面，旋即又挑来第二担，速度快得惊人，竟然从未有过失脚，我就觉得这是陈老师潜力的爆发。
在农场的一个月，陈老师和我们一起睡地铺。行李里没一样值钱的东西，只有一个小本子形影不离，不是拿在手上，便是揣在荷包里。一次，趁他上茅房，一同学从枕头套里翻出了那本子，大家凑一起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本手抄本的毛主席语录。这个手抄本抄得十分仔细、工整，但有些字却十分简单，比如“问题”两字，便是用一个“O”和一个“T”代替的，可能是为了抄写便利的缘故。正当我们看得起劲时，陈老师回来了。陈老师一看到那本子，眼里爆发出一股惊恐而凶猛的光，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个鹞子翻身扑将过来，迅快地夺回了那本子，把我们吓了一跳！
“文革”结束后，我们才明白陈老师为何有如此举动。“文革”时开会，有人把报纸垫屁股底下，被人发现上有毛主席像，被抓了起来；有烟囱工人做清洁，因为刮东风，被刮一脸黑灰，工人说：“今天要刮西风就好了”，便被下了大狱。陈老师将毛主席语录改成那样，逮着了会是个什么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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