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顺器官捐献的制度链条

长江商报消息 ■本报评论员熊志

据《新京报》报道，广东、江苏等多地红会存在要求医院认捐来换取器官捐献资源的现象，一例器官甚至要捐10万。红会称捐款用于对捐献者进行救助，医院认为地方红会对捐款账目没有公开。中国器官资源多掌握在地方红会手中，卫生部研发的计算机分配系统仅能调控1/3的器官。

新闻所述器官捐献的链条中，红会是供方与需方的中介。红会掌握捐献资源，在向医院索捐同时不公开捐赠用途，很多人以为这只是公开透明的问题，其实不然。医院被迫以捐赠来获取有用的器官资源信息，器官捐献不可避免打上了交易色彩，这种异化，实际上是当下器官供需制度混乱的投射。

首先，红会有没有资格掌控捐献信息？按现行制度设计，是有的。在2010年以前，器官捐献一直是行政事务，2010年卫生部委托中国红十字会开展人体器官捐献相关工作，并成立器官捐管中心。选择红会牵头，实际上是希望让器官捐献告别行政管理，依靠专业独立的社会组织，协调器官捐献各方的利益关系。所以可以看到，不少医院都有红会聘请的器官协调员，负责宣传器官捐献和收集潜在的捐赠信息。

在欧美发达国家，器捐管理中心都是非政府组织，这类公益组织能够中立，也有能力为捐赠者提供补偿，政府只负责监管这些器官的来源和流向。但我们的问题是，一方面，卫生部门在授权之后，并没有从器官捐献的管理层面彻底退出，很多工作还是由其协调；另一方面，获得管理授权的红会，对照其设立的初衷，实际定位上它还远不是真正的非盈利性公益组织，作为第三方的独立性，体现得远远不够。

在这个背景之下，因为全国性的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尚未建立，所以红会实际上是垄断了器官捐献的信息资源，有移植资质的医院和患者，只能从红会获取器官源信息。新闻曝光后，很多人质疑红会，并非没有道理——器官源获取、信息的管理、对器官捐赠者的人道救济补偿，都会产生成本，但不管是捐管的制度初衷还是国外常规做法，这部分成本理应由中介承担，作为中介的红会把成本转移给有器官需求的医院，最终落在患者身上，使器官捐献近似于红会牵头的器官交易，人们自然而然会产生质疑。

器官捐献的这些问题，信息不对称是重要因素。所以，不少人认为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建立完善之后，由信息库来对接器官信息的供与需，这些问题会迎刃而解。但也要看到，机器不能替代人处理一切，捐者与受者的诉求，很大程度还得靠人完成。而且器官潜在捐献信息的整理，也得由人来搜索。也就是说，即使在信息库完善之后，器官捐献信息资源衍生的种种问题，我们可能还会面对，要让供需之间的对接真正顺畅，还是得依赖有针对性的政府部门来专职监管，依赖一个充分独立专业中性的公益组织来管理。

器官资源可贵，当然与器官捐献在没有形成风气息息相关。普及宣传器官捐献常识，任重而道远，在此之前我们可以在管理上进行梳理。器官黑市的存在，说明现在供不应求的缺口其实有缩小空间，而缩小供需缺口，保证供需双方的顺畅对接，关键在于理顺器官捐献的制度链条，让政府部门、公益组织以及医院三方各司其职、各归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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