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收窄CPI和PPI过大的偏离度？

长江商报消息 ■杨国英（资深财经评论员）

7月9日，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我国CPI(消费物价指数)同比上涨2.7%，PPI（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下降2.7%，CPI与PPI的偏离度相差5.4个百分点。

6月份CPI与PPI的这一偏离度（CPI大于PPI），不仅创下自2009年9月以来新高，而且4-6月（今年第二季度）的CPI与PPI偏离度之大，已成为自1996年国家统计局将PPI列入统计指标之后的第三个高峰期。

三个偏离度高峰期，前两个高峰期均是由突发性的外因所导致——1996年底是因亚洲金融危机所引发，2009年年中则是因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所导致，但是，今年第二季度这一高峰期，却无法找到任何突发性外因，其由经济的内因所导致。

有两条极其明显的逻辑线,贯穿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其一是投资拉动式的经济增长，其二是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投资拉动式的经济增长，可以为生产用品价格提供有效支撑，但是一旦投资拉动的边际效益持续递减，那么生产用品价格就会呈低迷之势。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对生产用品价格和生活用品价格均会形成支撑，但是，在投资拉动难以持续的情况下，过多的货币只能流向生活用品、以及金融投资、投机市场，这就造成我国当下生活用品价格与生产用品价格、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两重天”之现象。

我国曾存在投资拉动的承载空间、以及货币宽松的吸附空间，所以此前两次CPI与PPI偏离度高峰期，经过投资拉动承载空间的拓宽、以及货币宽松吸附空间的深化，CPI和PPI过大的阶段性偏离度，最终均能重新回归相对稳定状态。

化解当下我国CPI和PPI过大偏离度，不能只依赖此前的破解路径，而应冷静反思深层次的原因。如及时采取正确措施进行扭转，则可避免通胀之苦，也可避免通缩之痛。

收窄我国当下CPI和PPI过大的偏离度，需要启动涉及多元的经济深化改革：其一，加快行政职能改革，以降低我国经济的整体运营成本；其二，更大幅度的结构性减税，以减少实体企业的税负成本；其三，在强化金融监管的基础上，加快我国金融体制的改革，从而使激活货币存量服务实体经济具备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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