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时代的“精英”要学会言责自负

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熊志

前日，“清华大学法学院证据法中心主任”易延友副教授，在其微博替李天一的律师辩护时表示：强奸陪酒女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此言一出，引来热议。昨日，易延友已在微博就其言论表示道歉。

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及谩骂，易副教授表示：“网络就是网络，不能奢望可以成为理性对话的公共平台”。网络固然存在不理性的攻击，但是这种群体的“不理性”，在某种程度上又印证着网友的理性：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常识被颠覆时，攻击越甚，意味着易副教授发言的裂痕越深，也意味着人们捍卫常识的冲动越强。

李案已成公共事件，易教授自然有发言自由。不过，允许差异化观点的存在，不代表打破常识的声音可以被接受。“强奸陪酒女危害小”的逻辑起点，建立在道德化的等差视角之上，但从法律层面讲，受害者身份不影响对犯罪行为的定性。支持易副教授的人，无非是自认为易的发言很现实，但这种“现实”发言，何尝不是植根于内心人有等差的扭曲道德观？以自身扭曲的道德观僭越法律，当这种错愕言论出自高等学府法学副教授之口时，身份与话语的割裂，更是引致批评的根由。

易副教授批评网络不理性时，不妨自省，自己是否足够理性？说易副教授不够理性，一方面是针对法学副教授道德观的异化，另一方面是针对其对发言的定位失准。微博代表的是种公共发言，而非学术交流。易教授语出惊人，首先就说明，他对公共发言的社会影响缺乏明确的判断，把发言仅仅视作纯私人化表达。但准确预期发言的影响，正是一个享受话语优势的高等学府法学副教授的基本能力。坐拥话语权，却又拒绝承担乱发言的代价，话语优势只会导向发言不受节制的话语霸权。

像易副教授这般语出惊人，遭遇板砖横飞后，转而指责“网络不理性”的人不少。不容否认，网络发言存在口水化、恶俗化，这尤须思考这些现象的源头何在。网络要引导，而引导首先是这些话语优势者的引导，指责网络不理性，呈现的其实是种话语霸权——只许我“理性”地乱讲，不许你“不理性”地反对。这种定性，一开始就封锁进一步讨论的余地。实际上，这场争论中，理性的发言其实很多，易副教授是没看见，还是因为对异议的反感和自负，视而不见？

易副教授放出高论，再以“网络不理性”的批判爬上道德高地。自始至终，他都没显示出准备理性讨论的姿态，或者说，对基本常识、价值观的无视和颠覆，决定了他没有底气直面铺天盖地的异议。实际上，这几乎是很多精英人士的通病，想要发出异样声音，却又畏惧舆论，畏惧讨论，总是悲观地以为讨论不可能理性展开，视网民为不讲道理的话语暴民，于是在“网络不理性”的定性后果断抽身，以自己理性、网络不理性的华丽分割线终结论说。

精英分子的公共发言，如果总在基本常识、价值观、道德伦理上越轨，同时居高临下批判整个网络群体，以群分思维界定理性与非理性，那与其说网络不理性，不如说网络的理性被精英的扭曲与自负蚕食殆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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