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从未拥有“不谈”的权利

长江商报消息 ■刘远举

“企业家该不该谈论公共话题，甚至积极介入公共实务？”理想地看，“士农工商，各行其道”，企业家只用利润向社会尽责，无疑是社会运行之道。但中国的问题，从来都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企业家不介入政治，可以吗？当然可以。但可持续吗？很难。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透明、稳定的制度产生长期的、稳定的预期，只有在这种稳定的预期下，人们才可能低成本地达成契约，而契约，恰好是商业社会的基石。但在违反法律，侵犯财产、侵犯公民权利的各种灰色操作下，企业家若没权力背景，则可能随时会招致各种灭顶之灾，即便有了权力撑腰，一旦权力垮台，覆巢之下又焉有完卵？

简单的表态往往是缺乏深思的结果，而睿智洞察，小心翼翼才能逆水行舟，顺势而为。时间回到60年前，中国大地上的企业家与新生力量的各种沟通，正是企业家以商人精明参与政治、影响政治、寻求庇护的过程，由此可见，企业家通过参与权力寻求庇护是一种深刻的商业洞见，是一种生存之道。

随着现代政治的发展，民主与法治的兴起，在今天的世界，企业家寻求一个良好的商业社会形态，这既是企业家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符合社会发展的道义。所以，逆社会发展规律，在复杂现实中，试图单纯地作出“企业家不谈公共话题”的表态，既不诚，也无智，既不义，也无利。

也许正是由于无处不在的公共事物以及自由空间的存在，所以，企业家们自我集结起来，虽然首要目的在于交换各种资源，但本身已是一种表达。更重要的是，通过频繁沟通也能避免集体无意识，达成更理性的群体意识，进而对社会作出群体性的积极反应，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促进社会向好的方向发展，这本就是社会规律所在。所以，试图单纯地作出“企业家不谈公共话题”的表态，既不诚，也无智，既不义，也无利。据《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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