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农地金融困境需要系统筹划

长江商报消息 ■杨国英(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

7月22日，习近平主席来到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了解涉农产权交易尤其是土地流转交易情况，并强调“深化农村改革，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要好好研究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者之间的关系，土地流转要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基本农田和粮食安全，要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详见本报7月24日A03版）

而就在上周，银监会与国家林业局联合印发了《关于林权抵押贷款的实施意见》（银监发〔2013〕32号），明确提出林农和林业生产经营者可以用承包经营的商品林作抵押。

将这两则新闻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初步看出，在我国新一轮城镇化建设蓄势待发之下，对农地流转金融困境的突破，将极可能采用“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性质的前提下，给予农地用益物权的抵押功能”——这虽然否定了部分学者的农地所有权改革方案，但却赋予了农地的金融属性。

显然，假如农地流转改革果真按此思路操作，事实不啻为一个上佳的折中方案，“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性质”可以确保农村中长期的社会稳定，而给予农地金融属性，又可以为工商资本大规模下乡创造条件，因为如此可以为资本增加投资杠杆。

回顾我国历年来的农地流转，其之所以难成规模、难见实效，一是因为农地权属纠纷颇多，二是因为农地缺乏金融功能。农地权属的纠纷，导致我国土地流转往往与群体事件相伴随，而农地缺乏金融功能（抵押权），则又造成工商资本大规模下乡的积极性受挫。

但是，农地流转的上述双重困境，在去年底我国各省市已基本完成农地确权之后，当下仅剩下“农地缺乏金融功能”这一困境，而日前银监会与国家林业局联合印发的《关于林权抵押贷款的实施意见》，则可以视为赋予农地金融属性的前期尝试。

众所周知，尽管近年来包括成都、南京等地均已摸索试行农地抵押贷款，但是，之所以难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主要因为存在既定法律障碍——我国《物权法》和《担保法》均有明文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而在《房屋登记办法》中，虽称“可以依法以乡镇、村企业的厂房等建筑物设立抵押”，但却没有涉及到农房抵押登记。

故而，在《关于林权抵押贷款的实施意见》已经印发之下，我们应将《物权法》和《担保法》中的禁止农地抵押的相关规定，尽快启动法案修改程序并报全国人大审批，如此，方能既避免法规之间的相互冲突，又符合赋予农地金融属性这一大的改革方向。

除此之外，在林权抵押贷款已经放开、全面性的农地（包括林权）抵押贷款亦将放开之下，我们还有必要，对诸如农地抵押贷款的期限、利率、以及坏账处理等，尽快形成一整套的操作细则，并以征求意见稿形式提前公示，以防止在农地金融属性全面开放后，因过于仓促而造成阶段性的农村金融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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