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服务的“生意”与政府“减负”

长江商报消息 ■孙兴杰 （经济学博士后）

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路线图，公共服务成为市场交易的“生意”，而政府则转身为“中间商”，为公众“购买”服务，也减轻了政府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负担。（详见本报8月1日A24版）

公共服务区别于私人服务之处在于“外部性”，也就是说有些服务一旦提供了，公众都可以消费，所以没有人愿意自掏腰包。私人服务是排他性，被A消费了，就不能为B消费，比如理发。教育、交通、公园、医疗、环境等服务需要政府来协调或者供给，所以发达经济体中的政府也是一个提供服务的政府，也就是“服务型政府”。政府提供服务可以“自产自销”，或者作为中间商“批发零售”，这两种方式有个很大的区别：前者需要一个庞大的政府机构，因为很多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被并入政府之中，如中国目前庞大的事业单位便是如此；后者则需要一个公共服务的市场，企业、社会机构或者公民团体成为公共服务的“供应商”。

从自己提供到购买，是一个从“大政府、小市场、小社会”向“政府、大市场、大社会”的转变，政府不再作为“生产者”而是作为协调者与监督者，减轻了负担，明晰了政府与社会、市场之间的界限。公共服务的生产与消费介于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国务院的此次改革则是将重心从政府向市场、社会倾斜，让市场与社会成为主体。

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的前提是，拓宽公共服务的市场容量，放宽市场准入，吸引民间资本进入。随着经济的发展，公众的生活质量提高，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也会增加，此外，民间资本也需要更多的投资渠道，开放公共服务市场无疑是一个多赢的举措。在政府、服务提供商以及公众之间需要形成一个良性互动链，公开透明、多方监督才能形成一个自由竞争的公共服务市场。

政府是公众与服务提供商之间的纽带，“把握公众需求”和制定政府采购服务的目录，以委托、承包、采购等方式购买公共服务。此举还是赋予了政府主导者的角色，一方面政府握有购买公共服务的大笔资金，另一方面决定了公共服务市场的品种以及购买方式。有多少权力就需要多少监督，否则也会滋生寻租的可能。在资金管理方面，购买服务的资金需要在预算框架之内，严格审计；在采购过程上，需要更加透明的招标，通过竞争的方式形成公共服务的“价格”。最终服务质量的高低由作为消费者的公众来评判，并将信息反馈给政府，调整购买服务的项目与数量。由于公共服务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服务，消费者不能直接以“买或者不买”给服务提供方打分，所以，政府应该成为一个消费者代理，监督承包方的服务质量。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关键一步。“凡是社会能办好的，尽可能交给社会力量承担”，一直被政府大包大揽的领域向社会、市场开放，最终形成社会的自主性和市场的主体性。“购买”公共服务是巨大的生意，既然是买卖行为，双方是平等的，需要一个权责分明的讨价还价体系，如果没有一个规范的法律体系，参与议价的各方就难免会形成从属关系，而非市场关系。

经济学家布里安·辛普森提出“市场没有失败”的命题，通过市场可以高效、高质量地提供公共服务。当下中国的改革也许正在验证这一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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