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怎能通过立法来规范？

长江商报消息 秦淮川

记者4日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获悉，全民阅读立法已列入2013年国家立法工作计划，总局将争取在年底形成较成熟的方案提交国务院法制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全民阅读工作需要立法推动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中国国民的平均阅读水平低于世界文化强国水平，需要采取有力的推进保障措施；阅读内容良莠不齐，需要积极引导和扶持……（新华网8月4日）

每到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坊间便是一片哀鸣，痛心疾首于国民阅读量少，如统计显示：去年我国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39本，报纸和期刊阅读量为77.20期和6.56期，电子书阅读量为2.35本。其中，纸质图书阅读量仅比2011年增长不到0.04本，远低于韩国的11本，法国的8.4本，日本的8.5本，美国的7本……

阅读量少自然不是好事，阅读的重要性无需过多置喙，正如有识之士所言，书籍本身不可能改变世界，但是读书可以改变人生，人可以改变世界。倡导全民阅读可谓用心良苦，但是，有必要立法推动吗？

是否投入时间和精力进行阅读，是兴趣的问题，说到底是一个私人的问题，取决于自愿，如果用立法强制规定每个公民每年必须读多少本书，很不现实。卢梭说过，“公民不自由，全体公民迫使他自由，公民不道德，公权力迫使你道德，最后将铸造的是人间地狱”。套用这个逻辑，公民若不想读书，你强制他读书，也许造成的是逆反效果。法律并不是万能的，不能动辄想要立法解决问题。

遗憾的是，仍有不少人相信立法万能，比如有人建议立法禁喝茅台，有的地方称将立法禁止“恶搞”大熊猫，甚至某地的条例将早恋行为列为家庭保护内容，至于立法强制子女常回家看看已不是新闻……非理性的立法冲动，不仅无法带来秩序，反而造成混乱。可以说，相信立法万能与认为法律虚无一样可怕。

立法冲动的背后，往往是权力不加节制。其实，不是所有的领域都应该允许权力介入，权力也不能动不动就入侵某些“禁区”。有学者认为，“立法不能介入纯粹的思想意识领域，不能充当思想的判官。”“立法随意介入公民的私权利领域，容易为公权力侵犯私权利打开方便之门。”问题是，权力具有天然扩张的冲动，“阅读立法”与不久前某地出现的“小剧场义务监督员”，都是同样的冲动造成的结果。

回到“阅读立法”的具体指向上，试问，针对阅读内容良莠不齐，如何“积极引导和扶持”？现行的法律不是对不良出版物有明确的处罚规定吗？国民的平均阅读水平低于世界文化强国水平，又该如何“采取有力的推进保障措施”？

其实，真要提高国民的阅读水平，无需大费周章，只需要放开空间，让更多的好书涌现出来；提高版税的起征点，激励更多的人有动力写出好作品；从税收方面对实体书店进行扶植。此外，多向少年儿童推荐真正有质量的书籍，不要动辄说教、灌输，或者致力于提供“标准答案”……

读书的事说到底只关乎个体，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精神发育史，是建立在个人意志上的选择行为。至于权力，该放手时还是放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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