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消息 ■宋金波 (芝加哥制度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据8月7日《证券日报》报道,国家发改委表示,下一步,将加大对东部地区的制度供给,“二是加大对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支持力度。在重大规划、重大政策、重大改革、重大项目审批核准和资金安排方面给予支持和倾斜。”
人为设计的正式制度供给(主要指法律、政策)的差异,是影响区域经济活动效率与经济发展速度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内在变量。不过,很难区分“对东部地区的制度供给”与“对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支持力度”中的“重大政策、重大改革”的区别。可以明确的是,“对东部地区的制度供给”,既有定义上的清晰度与完整度,没有被“重大规划、重大项目审批和资金安排”所冲淡,也在重要性和优先度上更有优势。
国家发改委的表述可以简化概括为“东部给政策,西部给项目”。对于国内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战略,至少在国家发改委这个层面,最新的信息就是“不变”,因为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间,总体上,东部沿海地区一直具有更优先的制度供给。
改革开放初期,东部沿海“基础好”、“条件好”,而当时开放政策“只能胜,不能败”。将政策优势给与东部地区,可以说,既有现实考虑,又有政治视野。
但是,区域经济差距是制度供给差异的结果,而非相反。即便考虑到地理与区域文化差异,之前的制度供给也是强化而非对冲了这些差异。区域政策优惠,多是局部的放权和放开。反过来看,对局部的松绑,又与在一个健康的市场中,对局部地区的禁锢,具有等量效果。也就是说,那些缺少制度供给的区域,实则相当于受到了额外的限制。
如果不同经济区域间制度供给失衡的格局不变,区域间经济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就像NBA,为了“均衡发展”,每年的新秀状元,最弱的那个队通常具有优先挑选权。假若每次都由卫冕冠军优先选择,结果会怎样?而目前的区域政策,已经从统一配给,变成了区域博弈。由于多种原因,中西部地区在这些博弈中,缺少优势。
“东部给政策,西部给项目”,比较理想的设想,是在国内形成一个“雁阵式发展格局”。不过,在目前的人口趋势下,人力成本不断升高的西部是否能承接住东部转移的项目;西部,特别是400毫米等降雨以西的干旱地区,生态环境能否承受足够多大型项目;更进一步说,东部区域的经济发展轨迹,是否是中西部地区绕不过去的一个“必经阶段”,东部地区经济遇到的诸多难题,中西部是否都要逐一再答一遍?这些,都需要纳入考量。
实际上,人口密度相对小、环境承载力差的很多中西部区域,具有更强烈的制度供给需求。这不仅是一种回补,也是因为,这些地区更有理由跨越式进入知识经济。今天的中西部经济基础不会比改革开放前的东部更差,而如瑞士这样的国家,其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也足以成为借鉴。
归根结底,在充分竞争和开放的内部市场中,即便不具备制度供给优势,东部区域仍将吸引更多的资金与人才投入。已经在本届政府改革日程表上的户籍制度改革,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用制度供给来调节区域经济,是维持东部区域的长期优势,还是对相对落后的中西部进行制度性倾斜,对整体经济的健康、均衡发展的作用,都将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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