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性侵幼女怎么成了政府累赘

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熊志

江西瑞昌市6女童遭教师性侵，家长们找到市政府，提出追究学校及当地教育部门连带责任并要求经济赔偿，瑞昌市分管教育的副市长蒋贤智对几名家长说：“如果是我的孩子遇到了这样的事情，我就不声不响带她到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地方去治病，不会向政府要一分钱。”

河南桐柏教师猥亵案、海南万宁校长开房案、安徽潜山校长性侵案，在类似事件密集曝光下，新闻在加剧愤怒，也在加剧我们的麻木。但当一个副市长以这样的口吻表达对受害者家属的埋怨时，再麻木的内心也会清醒，因为蒋副市长这种话语，暴露出的触目惊心的冷血逻辑。

主管教育的蒋贤智说这番话，缘于家长不认同政府的赔偿标准。蒋贤智的态度显得十分强势，她提出，象征性给每名女孩三万元人道抚慰金，加上家长们的误工费、女孩们的营养费，最多五万。蒋贤智同时还放言，“法院判下来，如果认为学校和教育局应该承担赔偿，我们会赔的，不管是判我们赔100万还是1000万。”此外，通过“那个老师已经被抓了，校长被停职了，我们这么做还不负责任吗”的辩解，不难发现，蒋贤智认为五万元的人道抚慰已足够，政府该尽的责任已尽到，没有加大抚慰力度的必要了，除非法律有要求。

结合上述话语的背景，蒋贤智埋怨家长背后的心态，十分清晰地呈现出来。虽然教育是其分管领域，但蒋贤智显然认为，教育管理失职的责任，最多值五万块。甚至在她看来，幼女性侵案曝光后，对地方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鉴于影响之大，她才会抱怨，才会觉得家长们把事情搞大给政府添了麻烦，进而不惜以自己孩子作比，来论证家长们无理取闹。她自始至终都站在维护地方形象的角度，在看待这些被性侵的无辜女童。在她的话语逻辑里，这6名幼女就是政府的累赘，她们“不合时宜”地给政府添了麻烦，又是要政府担负赔偿，又是损害了地方形象。也许，在她看来，该负责的该是这6名幼女及其家长。

有人说，女副市长的话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现实的选择，是基于母亲立场对幼女的保护，这层逻辑不仅脆弱而且混账。首先她的“不找政府论”并非孤立，在说此话之前，有家长接到过“上面”打来的电话，“不允许就此事出具鉴定结果，以防家长拿着鉴定结果去向瑞昌政府部门索赔”。再结合蒋贤智与家长就赔偿上的其他论争，认为政府已尽到责任，指责家长破坏地方形象的逻辑十分明显。更重要的是，即便此言是为幼女着想，但它通过副市长之口说出时，实际上传达出的是一种家丑不外扬、有苦自己咽、凡事不闹大的错误维权观。而实际上，正是这种错误的维权观，才大大加深了儿童的孱弱处境。

作为女性的蒋贤智，作为母亲的蒋贤智，作为副市长的蒋贤智，抑或作为教育分管领导的蒋贤智……也许蒋贤智的多元化身份，使得我们对其雷人之语的解读，可以是多视角的，但不管这些解读的视角如何多元，我们评判的基本立场都不会变——无论如何，这样的话语都不可接受，不可原谅，不可宽恕；它让人愤怒，让人惊愕，甚至让人绝望。

透过蒋贤智的这番语录，幼童权益之孱弱局面，其实已经有了答案。当一个母亲觉得不死磕维权更好，当一个分管教育的领导觉得幼女遭性侵政府的责任仅仅在提供几万元的抚慰，当一个副市长觉得地方形象胜过幼女权益，在这样一个土壤之下，幼女性侵案的发生，倒更像是某种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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