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商报消息 ■ 本报评论员于立生
最近,《一个城管的奋斗》报道火了,主角是赵阳,他是南京市一名普通城管队员,从十年前网络开始火的时候,他就跟着火起来,断断续续已有十年。他办城管论坛,开城管微博,不断曝各地城管执法丑闻,还自揭行业“潜规则”,连自己所在单位也从不回避。他被称为城管队伍里的“深喉”,他给自己打60分,并认为自己是个“真诚但不幸福的人”。
赵阳认为自己“不幸福”,压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首先,他是饱受诟病的城管队伍的一员,基于城管本位和视角,不少时候“为城管说话,为城管鼓与呼”,为此不受一些网友待见。其二,他办城管论坛,开城管微博,不断曝各地城管执法丑闻,还自揭行业“潜规则”,又不受一些同行待见,在城管系统争议也很大,譬如有同行劝他“应多为城管说话,应该一致对‘外’”。其三,他在曝光城管执法丑闻的时候,并不是搞什么“远攻近交”,而是“真诚”地对自己所在单位都毫不避讳,也就有时要承受来自上级领导的压力。
但他又很豁达和超脱的认为:“城管与小贩都是受害者”。这源于有的人把城管当饭碗,而他把城管当事业,因而,他比很多同事看得远。他不仅是一位城管工作者,还是一位城管制度的反思者,更是一位戮力于弥补城管制度缺陷的建构者。
赵阳的判断未必就都准确。但是,正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由于他身处局中,更明内情,更了解城管系统的内部运行机制,所以,所曝问题或者自揭行业“潜规则”,也就往往更能切中肯綮,具有独到的认知价值。这是其一。其二,诸如他曝光北方某市城管局内部培训教材《城管执法操作实务》——“采取反暴力抗法的布局动作,注意要使相对人的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不留尾巴……”也因问题的揭出,而能在现实层面,使得城管的工作进一步为公众所知晓,从而有利于更好地规范其执法行为。其三,他身处城管工作第一线,直面城管制度和存在的问题,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不偏不倚,尽管饱受争议,客观上也能起到打破“信息不对称”的作用——上级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加以解决;市民也能因而增进对城管工作的了解,从而尽量弥合二者之间的裂隙。所以,赵阳的所作所为,具有很强的公益性。
更难能可贵的是,身处城管系统之内,他一直是以积极的心态、建设者的姿态,“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一点一滴推动城管制度进步。譬如,他建议取消各级“卫生城市”“文明城市”评比、立法明确小贩“摆摊权”、明确市长是城管第一责任人、限制城管扩权并逐年减负,等等。虽然都只是一家之言,但都不无讨论价值。他认为“我做了,就一定有改变。”“相比于十年前,现在的城管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和发展,但与社会的需求还是不合拍”“看城管问题,要以十年为期限……我相信十年后的城管一定会比现在好”。
归根结底,赵阳的可敬处在于,他并没有被城管制度同化、工具化,从而随波逐流,将执法对象作非人化对待;而是在城管系统之内,秉持良知,坚守信念,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有所批判,有所建构,为弥补城管制度缺陷,推动城管制度进步,日拱一卒,做着实实在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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