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一天，王克明从收音机里听到，阶级斗争结束了。
他突然有种说不出是兴奋、松弛，还是别的什么，那感觉就像过电。之前他不觉得紧张，一切习以为常，可直到这一刻才发现，那根弦一直在，这时才算断了。
怀疑，从对自己开始
王克明26岁时，回北京到《农民日报》当记者，去安徽调查包产到户。一个农民一把抓住他的手：“王记者，你是中央来的，你可要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啊！”
乡里人说得谦卑、紧张，战战兢兢：“你说包产到户好，上面才能让我们搞，我们才有饭吃。”
大别山很穷，一张竹床一米宽，王克明和一个当地干部头对脚睡，房子四面漏风，没被子。
农民用树枝条子编成一片一片的东西，糊上泥就是墙了。一家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被子是一团灰突突的棉絮，一个没衣服穿的老太太，一冬天蜷在里面。她拉住王克明的手，泪水“哗哗”。
王克明开始怀疑自己。10年农村生活了，他信毛泽东，信人民公社，当大队书记，搞阶级斗争，可人民公社却让人穷成这样，“我做的一切有什么价值？”
他想学习，比任何时候都想，路上、桌上、车里，到处拿着书。有时一件大衣裹着头，一路卡车在走，风在吹，他在看，手上一本王力的《古代汉语》。
“南去的大雁，不要对北国的寒冷发出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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