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下跪维权成为过去式

长江商报消息 8月20日，湖南双峰县杏子铺镇溪口村十余位村民跪在地上，拦住双峰县县委书记吴德华的车，请求关停当地一家排放毒气污水的氯酸钾企业。吴德华9月14日表示，该企业排放符合环保部门标准，但噪音超标，已责令该企业停产整改。

像不少维权案例一样，村民拦车下跪、诉诸领导的维权模式，让环保事件的发展走入了一条我们熟悉的发展轨道：申诉得到领导重视，环保部门特事特办，开展全面核查，最后涉事企业整改。跟一些极端性的环保公共事件相比，尽管村民下跪牺牲了尊严，但维权结果依旧称得上幸运，至少环保冲突得到了及时化解。

像这样的维权路径，我们并不陌生。不止在环境保护领域，一些公民在权利遭到侵害后，往往会选择法外维权的非常规模式。这里面，有对常规维权通道不信任的因素，但更多的还是常规维权之路走不通，于是人们的权利诉求，只能以异质甚至极端的方式表达。比如在双峰县的此次维权事件中，村民之前曾多次向企业、政府反映，问题没有解决，才会下跪维权。不难看到，这些对自身环保权益敏感的村民，他们不是不懂依法维权，而是常规维权机制给不了他们捍卫利益的机会。

农村环保维权的案例越来越多，村民对自身环境利益有了痛感，并懂得表达痛感，对此我们该庆幸。身处发展不充分的乡村阶段，村民对企业污染的容忍限度，可能比城市居民更大。一方面，他们权利意识的觉醒程度相对较低，另一方面，由于地区发展的不均衡，会形成以污染换增长的短视认识。村民开展维权，甚至不惜下跪，可见权利意识逐步深入人心。在观念层面，环保权利的成长，可以理解为从城市到乡村、从发达地区到贫困地区、从受教育水平高的地区到相对较低地区的观念启蒙过程。环境冲突案例的增多，不仅因为污染在增强，更有赖维权意识的增强。

所有环保公共事件的真正冲突，其实都是手段和目的的冲突。非常规维权越来越多，意味着环境保护的制度机制越来越跟不上时代，跟不上高涨的权利意识。维权通道不顺畅，公民表达诉求就难以走出“闹大才解决”的怪圈。近些年，环保制度建设在提档升级，诸如环保纳入绩效考核的机制得以确立，但政府层面观念更新，还有待提高。直到对抗产生前一秒，有些地方环保部门都停留在对公民行为模式的旧幻想之中，以为人们会沉默到底，对施加在自己身上的污染侵害视而不见。于是，等到冲突爆发，地方政府反而不适应，不知如何应对，眼睁睁看着对抗逐步升级。

害怕环境冲突闹大，却又习惯性忽视一些维权诉求，这似乎是悖论。一些政府部门对污染抱着暧昧态度，在放任污染与民众的接受尺度之间找平衡，环保博弈成了一种试错。对环境污染的零容忍，被弹性法则取代，松松紧紧，铸就的不是基于保护环境的共识，从而形成公众与地方政府部门之间的张力。环境保护，像一根紧绷的弦。

像这样下跪维权的案例，谈不上多少代表性，但是在环境保护的大背景里，这样隐忍而非剧烈的矛盾，确是最常见的博弈模式。当我们聚焦那些冲突性极强的环保公共事件时，这些不那么突出的案例，同样值得深思。正如村民所言，“为了生存，我们宁愿放弃尊严”，环境保护的观念建设，就是呵护每一份基于自身利益的权利尊严。

■本报评论员熊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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