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后救援的经济学探讨

长江商报消息 我国地大物博，同时天灾频现，几乎每年都发生大的地质或气候灾害。我坐在广州家中感受到“天兔”的雄风，想到刚在8月经历一次特大洪灾的潮汕人民又准备再次正面迎接“天兔”的登陆，不禁让人捏一把汗。天灾给人的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失，而保险和政府救援是中止、减轻或弥补损失的常用手段。

保险是一种转移风险的手段，以人寿保险为例，投保人支付一定保费之后，由于其死亡所带来的经济风险就由保险公司来承担，与此同时这种风险在保险公司层面也得到了降低，因为成千上万投保人的平均寿命比任何个人寿命的更容易预测。实际上，政府救援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看作“保险”，来自全民的部份税款被纳入救助意外灾害的预算，因而政府有义务和能力对受灾地区展开救援。

经济学大师托马斯·索维尔在《诡辩与真相》第13章“风险与保险”中对此给出了生动的案例：FEMA（联邦突发事件管理机构）是一个专门为洪水、飓风以及其他一些自然灾害的受害人提供帮助，让其重建家园的机构。由于其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收取的“保费”远低于成本，并且为一些建在风险较高的地方的富裕社区提供帮助，其中就包括了北卡州的绿宝石岛社区。电视记者约翰·施托塞尔打算在该地建房时，父亲劝他不该把房子建到离海那么近的地方，但由于有FEMA的灾后重建承诺，他最终还是这么做了。其房产在10年内遭受两次海水破坏均得到了政府赔付，另有一份财产遭受16次洪水袭击，维修费用超过80万美元，已经是其本身价值的好几倍。约翰称，在国家洪灾保险计划下支付的保费非常便宜，而同样的一份保险如果到私人保险公司将“贵到买不起”。

以上案例鲜明地反应了商业保险与政府救援可能存在的区别。在实际操作中，自负盈亏的保险公司会对风险程度较高的投保人进行价格歧视，收取更高保费。在市场价格的调节下，会引导人们在灾难之前未雨绸缪，趋利避害，从而节省全社会的财富。

政府灾后救援的常用手段是就地重建，但这种方式有待商榷，对于灾害频发地区来说尤其如此。2012年2月24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魏宏表示，四川省灾后恢复重建已完成。不可否认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还是可以看到诸如“汶川地震宝宝出生 雅安地震去世”、“女子在汶川地震中失去儿子雅安地震中又失去女儿”之类的新闻，可见原地重建不仅耗资巨大，同时风险极高。

2010年8月15日，雪球财经创始人方三文先生发布了一条微博“中国可能还是得靠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减少自然、地质条件恶劣区域的居住人口，才能尽量避免和减轻泥石流、地震等地质灾害的伤害。与很多人的理解不同，工业和城市，相比农业和乡村，对土地的利用效率要高很多，有助于缓解中国人多地少的困境。”这条微博现在看来不失为某种程度上的先见之明，至少也为灾后救援手段指出了另外一个可能的方向。

古人云：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如果我们的灾后救援、赔偿等手段能让受灾者更大程度地远离灾害，减少伤害，甚至引向更加高效、安全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善举才更趋尽善尽美-——这应该也是“多难兴邦”的应有之义。

■钟再思（财经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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