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多几个角度看待学者的“雷语”

长江商报消息 房价、养老等都是当今社会敏感的热点问题，近来，少数经济学者不时就这些问题发出雷人之语：“北京房价要涨到80万元/平方米”、“房价涨到顶就没人投机了”、“延迟发养老金，期间男的可以去养老院做园丁，女的给老人洗衣服做点编织”……这些论调令人惊愕，并引爆网络，人们不禁要问：这些学者为何好发雷人之语？

是啊，学者为何爱发雷人之语呢？一般的分析有三：一是为个人出名，所以在公众关心的问题上出狂言，能引起大家关注，博人眼球；二是有些专家学者疏于系统深入的学术研究，只求语不惊人死不休；三是某些专家被利益集团利用，在某些时候充当了它们的代言人。

确实某些学者在说话时好发雷人之语，是出于其上的某个原因，或条条占满。我们只能说，一，除能力外，学者过于“专业化”、“学院化”，谈论公共问题时难以把握平衡。比如面对恶性杀人案件，研究犯罪心理学的，只看到了“弹钢琴杀人法”，不及其余，而公众还需要是非、对错或善恶等等伦理评价，学者无法满足；二，学者丧失了超越性的公共良知或学术良知，变成某些利益集团的吹鼓手。

做吹鼓手，在学术圈里，声名口碑定然要打折扣。任何一个圈子，都有“行业标准”，要说学术圈里毫无是非，全不讲学术良知，我不相信。

既有公共良知，又有学术良知的学者，发雷人之语，问题不完全出在学者身上。作为学者如果讲不出一点有新意的话，拿不出一点有新意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所思所言，跟我们这些门外汉一样，就白读了这么多书。学者，尤其是走在某一学科前沿的学者，就应该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而一旦发人之所未发，就有可能是骇人之语。

新《劳动合同法》出台时，学者发雷人之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名誉院长刘吉说：许多企业之所以关门，并不是因为金融风暴，而是由于新《劳动合同法》，他们的直接成本提高了20%至30%。经济学家张维迎也对新《劳动合同法》持批评态度，他认为，该法损害的是工人阶级的利益，因为它让工人找工作更难了，而不是更容易了。

这同样遭到网民一致的抨击。之前我也觉得学者成了“御用一族”，维护资本家的利益，口不择言。可是读了一点经济学后，我发现两位学者所讲，只是经济学里的基本常识，最低工资标准由政府定价，会减少企业对劳动的需求量和产量扩张，引起过剩劳动供给的失业。

这让我重新审视学者的雷人之语，是因为学者的见解超出了我们的专业、知识范围而成为“雷语”，还是确实哗众取宠，口无遮拦？有一点是肯定的，跨界的指手画脚，会闹出外行的笑话，但学者从自己的专业去解释公共问题，这本身是件好事。专业化解读，不容易为公众所接受而成为“雷语”。但它至少提供了一个看待事物的角度，而且是专业的。当所有的角度综合起来，我们才能完整地理解一个事物，而学者并不具有，也不负有完整地解释一个复杂的公共问题的责任。

学者的雷人之语，除非涉嫌人身攻击等违法行为，要么在专业探讨的范畴，要么在言论自由的范畴，引发了热议，提升社会认识，也是好事。对此，我们可以秉持“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的原则，宽容学者的雷语，说不准就是思想的火花。

当所有的角度综合起来，我们才能完整地理解一个事物，而学者并不具有，也不负有完整地解释一个复杂的公共问题的责任。

■特约评论员 西越

责编：Z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