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全会与产权变革

长江商报消息 回顾35年来的改革开放历史，三中全会的公报都带有改革蓝图的色彩，七次三中全会中有五次是以深化改革为主题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则是改革的核心内容，产权关系的构建则贯穿改革的始终。时至今日，中国的改革核心依然延续着产权清晰的逻辑展开。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而言，没有明晰的产权关系就无法进行交易，大锅饭只能造成消极怠工，低效率的经济必然造成匮乏，因此计划经济往往就是短缺经济。1978年中国做出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策，而此时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为了解决温饱的问题，小岗村的农民开始了分地的冒险行动，而分地本身就是一个明晰产权的活动。

小岗村的农民开启了中国产权革命的大幕，这就是中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开始。分到了土地的农民，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劳动力与土地有效地结合起来，经济效率提高了，中国的粮食产量一下子上来了。同样的土地，同样的劳动力，只是因为产权关系发生了变化，生产力得以爆发，而农民以“承包”的形式获得了土地的经营权和用益权，此后稳定承包关系的决定将农民对土地的“租赁权”予以稳定，农民心里有底了，对土地进行投资也就有了积极性。

农村的产权关系调整引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一个主题是加快城市体制改革，对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进行改革。城市经济改革中涌现出了大量的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出现了“边缘力量”。外资的引入是为了解决中国资本匮乏和外汇短缺的问题，当然引入外资就需要给予产权的保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的同时，第一家三来一补的企业在深圳落户，很快中国通过了关于外资企业经营方面的法规，给予政策支持和保护。也就是说最先获得产权承诺的是外资企业，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同时，世界也处于大转型之中。地理学家大卫·哈维就认为，1980年代期间，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力量越来越大，将整个世界开放给转型市场和金融力量。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大国的醒目出现，部分而言是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从凯恩斯主义向自由放任市场经济转向所带来的结果。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最大的外资使用国家，产权保护是首要的前提。

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市场经济正式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对市场经济做了明确的界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时至今日，中国的改革核心依然是赋予市场在价格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价格闯关及其之后的调整，商品价格基本已经放开，但是“少数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依然存在”，20年前的任务依然是今天的任务。最明显的资金价格双轨成为中国金融体系不稳定的重要隐患，国企在国民经济中只有三分之一左右，但是获得的银行贷款则达到90%，利率管制几乎使信贷成为财富转移的机制。

在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也明确了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并提出“企业拥有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成为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也就是说国家只是出资人之一，至于国有股权在公司中占有多少分比较合适，要按照不同产业和股权分散程度区别处理。到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的时候，提出要推行投资主体多元化，推进和完善电力、电信、民航等行业的改革重组，对自然垄断业务进行有效监管。凡此种种，确立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打破垄断、放宽准入、增强竞争。其中股权改革可能是有力的切入口，民资与国资具有同样的产权地位，若能落实，何尝不是一次产权关系的革命呢？

新一届政府提出，地方政府一般不能直接办企业或者干涉企业经营活动，全能型家长式的政府最大的弊端在于模糊了产权关系，产权革命的核心就是将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壮士断腕”。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后）

■特约评论员孙兴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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