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乡关系视野下审视户籍改革

长江商报消息 昨日，《人民日报》再度聚焦户籍改革，称真正实现人口的“自由迁徙”，需对症施策，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让更多的人在中小城市甚至在农村都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和生活保障。

昨日适逢三中全会闭幕，《人民日报》对户籍改革的关注，与三中全会期间媒体和公众对户籍改革的期待一脉相承。十八大报告曾明确提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今年6月，《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则表示，将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

作为一种人口登记制度，户籍制度的症结不在于人口登记本身，而在于这种人口登记机制成为了福利分配的基准。以户籍为参照，教育、养老、医疗、就业等城市福利的供给统统依附其上。户籍改革的方向不是废除人口登记，而是把依附在户籍上的种种福利剥离开来，形成福利跟随人的流动而流动的机制。

福利随人走，意味着流动人口的福利成本，必须由流入地来承接。北上广等外来人口多的城市，势必面临福利供应的压力。如何纾解这种压力，正是改革的难点所在。现在有些城市推行积分入户、居住证等制度，但改革还不够彻底。推进户籍改革，必须形成合理的成本分摊机制，尤其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应该围绕户籍改革合理配置。

户籍改革的呼声背后，涉及到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对发展红利的分享问题。在北上广等人口流入集中的大城市身后，是大片发展水平尚处低位的乡村。在一些人看来，户籍制度松动后外来人口的井喷式流动，可能超出城市资源的承载量。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尽管目前的农村面貌有了不小改观，但与城市相比，乡村依旧是落后的代名词，它无力为农民提供有竞争优势的生存机会和生活保障。

人口城乡流动施加给户籍制度的压力，说明旧有的城乡关系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推进户籍改革必须意识到，现行的城乡关系依旧存在着不平等，比如在产权问题、社会保障上，人口流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不平等的一种自由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户籍改革的成本分担机制，其实是第二层面的问题；首要层面的问题是，户籍改革的成本压力源自哪里？或者说如何削弱城乡流动对于户籍改革的压力。

这似乎是个悖论——户籍制度的松动，将农村人口从农地上解放出来，大量农民工参与到城市建设的浪潮中去，但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却又在深层次对户籍改革的深化构成了障碍。当然，个中问题并不在于人口流动本身，而在于人口流动之后的城乡差距。

户籍改革必须放在城乡关系的视野下审视。这意味着在市场模式下构建完全平等的城乡关系，将是户籍改革的另一重要切入点。令人欣慰的是，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我们期待，被赋予了更多财产权利的农民和资源均衡配置之后的农村，将削减户籍改革的推进压力。

■ 本报评论员熊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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