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教退场倒计时 后续改革需接力

长江商报消息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有关劳教制度改革的内容引发巨大反响。《决定》要求，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今年1月召开的全国政法会议上，孟建柱表示，中央已研究，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停止使用劳教制度。这被普遍视作劳教制度退场的信号。而在地方实践层面，辽宁、江苏等多地的劳教所已转型成为强制戒毒所，劳教审批停止，劳教功能逐步弱化。《决定》在此基础上废止劳教制度，意味着有着56年历史的劳教制度进入退场倒计时。

随着法治建设的推进和公民权利意识的高涨，劳教制度的弊端暴露无遗。劳教制度的异化，不仅削弱了其对轻罪的矫治和教育功能，甚至沦为少数职能部门打击报复的工具，由此导致劳教对象扩大化，这在唐慧案中体现尤为明显。

劳教功能的异化，与其制度定位息息相关。2000年生效的《立法法》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作为一种行政化的权力机制，劳教制度的执行者也即公安机关，却可以不经司法审判而对公民自由予以强制剥夺。劳教制度司法化的强制权力和非司法化的执行程序、执行主体间的冲突，本身就是对司法的切割，废除劳教制度，其实是收回那些本该属于司法范畴的强制权力，对司法权力和行政权力的边界予以重新厘定。

劳教制度的整个改革轨迹，也是对司法权威的承认过程，而后者正是法治建设的重点。当然，司法权力的合理回归之后，面临的问题是，对于轻罪的治理模式如何转型。以往对于轻罪的治理采用长时间的劳动教养方式，现在劳教制度的废除，不意味着劳教制度原来针对的轻罪行为的惩治模式得到明确，可以简单地归入治安处罚范畴或者刑事处罚范畴。劳教制度废止后，对那些轻罪行为的认定和执行，仍需要新的合适的机制来承接。

《决定》要求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这指明了劳教制度废止后承担矫治功能的替代性机制。违法犯罪矫治的具体操作，有待于相关矫治立法的跟进和社区矫正制度的建设，不过，鉴于劳教制度的历史教训，在以矫治制度替代劳动教养制度的同时，必须将司法裁定程序化的那种严谨贯彻到底。这就意味着对矫治行为的认定和惩罚，在执行主体和执行程序上都需要严格地司法化。否则，劳教制度即便废止，但超脱于司法之外的强制权力还将继续存在。

此外，劳教制度的废止到新的替代性机制建立起来的这段空白期，对原属劳教范畴的那些轻罪行为的治理，也需要在尊重法治精神的基础上有所变更。即便新的替代性矫治机制尚未建立，对相关轻罪行为的认定和惩治也当司法精神先行。

从数十年的演变轨迹看，废止劳教制度是法治精神的胜利，它为权利保障开启了新进程。不过，劳教制度的废除意味着社会管理方式的转型，转型之路仍任重而道远。就此而论，劳教退场虽已倒计时，后续改革还需接力。

■ 本报评论员熊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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