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经济增长不能依靠中央政策

长江商报消息 12月7日举行的“2013佛山全球对话”国际会议上，佛山市市长刘悦伦与应邀到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斯彭斯进行了一场交流。刘市长说，过去30年，中央政府给了深圳、珠海作为经济特区的不同政策，随后又给沿海其他城市特殊政策，现在是上海自由贸易区，而像佛山这样既不是省会城市又不是特区的城市，则得不到中央政府的特殊关照。

也许因为不是正式的大会发言，刘市长提出的问题很坦率。在我国，刘市长的“烦恼”在与佛山同类的城市中很有普遍性。在投资扩张型经济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但转型期间的经济增速下降让地方政府的日子很难过。在一些资源较少的二三线城市，这种情况表现得尤为突出。因此，很多地方都希望中央政府能够像以往那样不断出台针对某一地区的经济优惠政策，以此来拉动经济增长。

由中央政府给予某些地区特殊政策（比如在投资、银行信贷、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在我国既往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上确实是一个常见的现象。最典型的是上世纪80年代初建立的深圳等4个经济特区。由于中央政府给予了它们一系列在其他地区所得不到的优惠政策，促使其实现了快速的经济腾飞，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样板。在别的地区，由中央出台的经济开发区优惠政策对于吸收外资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时推行的这种制度模式，对于在短时间里改变中国经济局面，特别是推进GDP持续走高，起到了积极显著的作用。

但是，这种依赖中央政府给予某些地区优惠政策的做法，放在现在，就有其副作用。其一，所谓政策优惠，往往是以牺牲部分社会主体利益为代价的。比如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虽然有利于吸引国际投资，但事实上是牺牲了国内企业的利益。其二，对个别地区给予特殊优惠政策的举措，会导致地区经济竞争出现不公平。在优惠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实际上压抑了非优惠地区的经济增长潜力，不利于地区经济均衡发展，人为拉大地区贫富差距。其三，这种模式也使地区经济运行越来越离不开政策扶持，给政府随意干预经济提供理由，使经济秩序和政府职能都出现扭曲。而政府对经济的过多干预也容易造成对市场活力的遏制。

因此，在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进程中，必须对这种由中央政府给某些地方“开小灶”的做法进行修正。政府的行政资源，应该公平公正地给予所有的地区。事实上，今年建立的上海自贸区，已经不再由中央给予其特殊的优惠政策，而只是推行了国际通行的负面清单模式，减少了政府对区内微观经济的干预。目前，各地对建立自贸区产生了很强烈的期望。其实，就上海自贸区内实施的某些制度来说，其他地区即使没有挂上自贸区的招牌，也完全可以复制，这也正是中央建立上海自贸区的一个目的。

发展经济不能再走政策刺激老路，这对地方政府来说，确实形成了一个考验。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还是要按照三中全会提出的要求，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内生性的市场发展动力。用斯彭斯先生的话来说——经济的关注点应该放在内部市场而不是仅仅仰仗于外部。

（作者系资深财经专栏作家）

■特约评论员 周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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