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资金需要产业支撑

长江商报消息 近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期间“套开”了全国城镇化会议，并要求发改委修订《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城镇化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国家开发银行预计未来三年将需要25万亿的投入。如此之多的资金如何筹措，又如何保证可持续，是新型城镇化必须破解的难题。

会议提出要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体制。没有资金的投入，新型城镇化只能是画饼充饥。而如果不改变资金投入模式，新型城镇化可能就是重复“摊大饼”造城的老路子。城镇化资金来源主要由三部分构成：财政投入，建立地方主体税种，对城镇化进行转移支付；建立健全地方债券发行管理制度，增加地方政府可持续融资的能力；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城市公用设施投资运营。归结起来，城镇化的资金只有两类，一是财政资金，二是市场中的资金，两种资金的比重将决定中国城镇化发展的路径。

财政资金的投入是有限度的，同时，过分依靠财政资金只能使城镇化建设带上浓厚的政府干预的色彩。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速一度超过GDP增长，减税应是未来财税改革的大方向。由于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事权并不匹配，地方财政过度依赖土地，地方政府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多数是以举债的形式筹措资金，地方债务过度膨胀会成为未来中国经济稳定的隐忧。总而言之，城镇化建设应该尽力摆脱对财政投入的依赖，厘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

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民市民化，让转移到城镇的农民可以获得普惠式的国民福利待遇，也就是说市民化的前提是基本的国民福利要保障，会议提出要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的机制，也就是说给每个转移到城镇的农民一个国民福利包，从而减轻流动人口给城市带来的财政压力。中央与地方在事权方面要重新厘定，需要在全国范围内统筹的国民福利需要由中央财政来承担，只有这样的“兜底”，城镇化才可能顺利推进。农民工的跨省区流动已经成为常态，而如果“福利包”还不能在全国范围内统筹，制度的壁垒会增加农民落户城镇的成本。

土地财政虽然支撑了地方政府的基建，但留下的后果非常严重，既增加了债务风险，同时又增加了土地的供给，不利于城镇的空间规划，工业用地比重过大，造成土地资源浪费。会议要求“严控增量，盘活存量”，城市建设必须有自己的边界，不能无限扩张。没有增量，土地财政也就很难维持下去，因此，新型城镇化意味着新的新政制度与之相匹配。房产税被认为可以作为地方的主体税种，但前提是应该减少土地和房产交易过程中的税与费。

财政资金源于政府对市场上的资金的汲取，过度汲取既压制市场活力，同时也造成资金的浪费。城镇化建设的资金应该主要依靠市场，城镇化何尝不是市场秩序的延伸与重构呢？城镇化的核心就是市场，为了维护市场秩序而出现了公共管理机构，再后来出于防御的目的而修建了城墙，这样就出现了城镇。当然，中国的城镇化不能重走原发型城镇化的道路，但应该坚守其市场化的核心。过去几十年间，中国居民储蓄成为政府投资的主要支撑，由于利率管制和行业管制使民间资金没有很好的投资渠道，利率市场化以及政府审批制度的改革或可以释放民间资本的活力，这些资本将成为城镇化建设的可持续的来源。

城镇化必须有产业的支撑，唯有放开市场准入门槛，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才能使市场秩序自发建立起来，形成具有特色的产业。有了产业，才能吸引居民，也可以提供持续的财税收入。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后）

■特约评论员孙兴杰

责编：Z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