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以行政手段限制“孔雀东南飞”

长江商报消息 本报评论员 于立生

针对高校引进人才时片面追求数量、少数高层次人才流动频繁等问题，教育部近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高校人才引进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表示支持高层次人才向中西部高校流动，东部高校不得到中西部高校招聘长江学者，禁止采取“不要人事档案、不要户口、不要流动手续”或另建人事档案的做法招揽和引进全职人才。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那人力资源呢？关于人才招聘，我们所熟知的做法是：双向选择，受雇一方与聘用单位自愿、平等地形成合意即可；其前提，当然是人力资本的产权归于受雇者控制，这样，人力资本才能在人才市场上遵循“价高者得”的原则进行交易，实现高效配置。

但“禁止东部高校赴中西部高校挖人才”的规定，却是与此违背。若是中西部高校能够给高层次人才提供优厚的待遇、良好的发展环境，“梧桐树”立起来，当然不用愁“凤凰”飞来；而教育部通过“禁止东部高校赴中西部高校挖人才”的行政手段，希图借以实现促进“高层次人才向中西部高校流动”的目标，只怕会事与愿违。试想，于东部高校高层次人才而言，如果一旦去了中西部高校就回不了头，哪怕遇到种种不如意——譬如不满意于工作环境，也轻易转身不了，恐怕是要反复掂量、三思后行的；而于中西部高校高层次人才而言，学术上再出色，也难以流动到东部高校——获取更好待遇、更好发展，其积极性、上进心恐怕也是要为之消减，进而使学术进步受到抑制的，因为干得好、干得孬区别不大呀！

“禁止东部高校赴中西部高校挖人才”规定的逻辑起点，亦即认为高层次人才之人力资本的产权，不是归其本人所有，而是控制在单位手掌心里，属于“国有”——只要领导不批准，单位不放档案，人就别想走。所以，才会有一些东部高校通过“不要档案、不要户口、不要流动手续”或“另建人事档案”的方式招揽人才。而现在呢，出现的松动、撕开的口子，又被封堵上了。

手头正读厦门大学教授谢泳的《逝去的年代》，其中《过去的教授》一文谈到1926-1927年间，鲁迅从北京南下厦门大学，再流动到广州中山大学的事。根据谢泳的统计，北大、清华、南开、北师大1949年前的抽样100位教授，“自由流动三次为一般规律、多的有流动四五次的，而流动的时间一般在三四年之间，最终落脚在一个自己比较理想的大学内。”教育部可视为镜鉴。

只有高层次人才的人力资本归其本人控制，人力资本遵循“价高者得”的市场逻辑进行流动，才能使人摆脱依附单位的压抑状态，借经济独立获得人格尊严；也只有促进人才的自由流动和校际竞争，才能实现人尽其才，消除人才浪费，进而促进学术的进步，创新的繁荣。在微观层面干预高校办学自主权，以行政手段限制“孔雀东南飞”，实为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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