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化不是解决童工问题的理想途径

长江商报消息 ■本报评论员 梁秀峰

近日有媒体报道，深圳一家电子厂被举报涉嫌非法使用数十名童工，其中大部分是来自四川凉山。目前，41名童工事件的员工被送回老家，交给当地政府和监护人。在被送回四川老家前，一个童工对采访她的记者说，“在这有米饭和肉吃，回家只能吃土豆和玉米”，“我不想回家”。因此有人认为童工应该合法化，义务教育不应该强制。但是，儿童的基础教育、生活保障本是现代政府的一项基本责任，应当有财政“兜底”。

教育是全国性的准公共物品，而义务教育则基本上是全国性纯公共物品，应当以中央财政支付为主，地方财政为辅。从2001 年开始，中央政府下发一系列文件，力图将农村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人由过去的“乡村为主”提升为“以县为主”，实现义务教育农民办向义务教育政府办的转变。这一转变降低了农民负担，但是分税制改革后，县级政府财权不足，特别是那些落后地区的贫困县，无力支撑义务教育投入，而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也不足。

新一轮财税改革应当实现中央财政对于义务教育的“兜底”。落后地区的义务教育投入不足问题可以通过中央加大财政投入来解决。中国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目前为95%（2009年），自然，还有5%的孩子没有能够接受到九年义务教育，这41个童工即是其中的一部分。解决5%儿童的教育普及率，是中央财政短期内可以解决的。

对于贫困儿童的生活保障问题，政府也应当积极进行财政投入。不过需要清楚地认识到，我国目前尚没有建立贫穷儿童生活援助体系。这一工程需要庞大的政府财力支持，技术上也具有足够的复杂性，短期内难以良好地完成。在这个空档期内，社会应积极地介入，为贫困儿童提供生活保障。

允许童工合法化除了有悖现代社会文明之外，经济方面，放弃义务教育，儿童虽然能够获得短期收益，但是并不符合儿童的长期收益，亦不利于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

儿童是否应该接受义务教育可以看个人教育收益率。对于个人教育收益率的计算有一个比较通用的分析模型——明瑟收益率。明瑟收益率的公式为Y=f(S)，Y为就业者的收入，S为就业者受教育的年限。明瑟收益率的含义为多接受一年教育实现个人收入提高的比例。我国目前的明瑟收益率情况为：小学3.5%，初中为7.9%（范静波，2008）。这一数据反映，接受义务教育将会提高个人教育收益率。

基础教育强制实施，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人力资本理论研究表明，教育投入将增加人力资本存量，促进技术进步，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教育具有正外部性效应，这是政府应该投资教育的经济理由。世界银行2003年对不同教育阶段的教育投资收益率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初等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大大高于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收益率。从世界范围内来说，社会多投入100元于初等教育，每年可获得18.4 元的收益；投入100 元于中等教育，每年可以获得13.1元的收益；投入100元于高等教育，只能获得10.9元的收益。

经济落后是发展中国家童工出现的必然结果，但短期阵痛不是童工合法化的理由。当然，我们有必要更加审慎地看待童工问题。除了法律禁止之外，还应当加大财政投入，加速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如此才能够在转型的过程中逐步解决童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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