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牌照装红框 撤销出租车公司

长江商报消息 武汉市市长唐良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武汉市政府将全面启动新一轮改革，把改革创新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武汉市怎样做到“改革当先锋”？昨日，武汉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审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纷纷对深化改革提出了建议。

邱结平

武汉市政协委员

经开区托管汉南后撤销高速收费站

本报讯（记者 彭为）今年1月起，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整体托管汉南区，实施一体化发展。昨日，武汉市政协委员邱结平建议，撤销到汉南的高速收费站，保证车流畅通，同时增开互通公交线路。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整体托管汉南区，对于两个区都是利好消息，可以利用开发区招商引资平台和政策、产业优势，与汉南区地广人稀的优势有力结合，统一规划建设。”邱结平说，托管有利于拓展开发区发展空间，也有利于汉南区壮大产业实力，但两区还有一些交通联系亟须打通。

“现在从武汉开发区到汉南只有一条直通道，即武监高速，中间有一个小军山收费站。”邱结平介绍，虽然这条高速公路不收费，但车辆通行要经过小军山收费站和汉南收费站两个关口，严重影响行车速度，随着车流量的加大，将来可能会造成堵车现象，建议撤销小军山收费站，将武监高速公路收费站转移至汉南。

此外，武汉开发区至汉南只有两条公交线路，而且两路公交车发车时间间距长，特别是273路公交车绕开了开发区中心，使得两个区人员办事、来往很不方便，这些因素将会影响和制约汉南区的发展。邱结平希望新增武汉开发区到汉南的公交线路，并将地铁6号线从武汉体育中心延伸到汉南新区。

许方辉

武汉市政协委员

给公车牌照装红色边框

本报讯（记者 王碧涛）今年，我省公车改革已经有了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但公务用车并不会因此而成为历史。昨日，武汉市政协委员许方辉给公车私用开出“良方”——给武汉公车牌照统一安装红色边框，让公车私用在公众的监督下无处藏身。

许方辉介绍，公车私用涉及“两笔账单”。一是经济账单，据国家审计署审计，公车消费占到整个三公经费的60%，而据国家发改委测算，公务用车运行成本是社会车辆的5到6倍，要给纳税人算笔清楚的经济账单；二是政治账单，公车私用是一种特权腐败，车轮上的腐败无法根治就亏欠老百姓一笔政治账。

他认为，杜绝公车私用，不仅需要强有力的顶层改革，更需要强有力的基层监管。他建议给武汉公车牌照统一安装红色边框，让公车私用在公众监督下无处藏身。

许方辉说，牌照是车辆上最容易被关注和识别的部件，红色边框最好采用庄重严肃的“中国政务红”，印上“武汉公务专用”字样，并确保边框无法自行拆卸，让公众能够轻易识别。如果能配备有奖举报制度，公车必将被关进“制度的笼子”。此外，给公车安装红色边框，还有利于公车的文明自律，引领和带动更多车主加入到文明行车的行列中来。

陈素华

武汉市政协委员

第三方算价减少以药养医

本报讯（记者 彭为）看病太贵，许多市民高呼病不起。昨日，武汉市政协委员陈素华提出，解决就医贵问题，不仅需要政府增加投入，还可以探索第三方核算价格，比如像“车险”一样，让保险公司定损，削弱医院创收行为和以药养医。

陈素华是同济妇产科医生，她认为目前政府卫生费用支付比例偏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12年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10.3%，日本和美国分别是17.9%和18.7%；中国政府承担了医疗卫生费用的47.3%，日本、美国分别是80.5%和47.8%。

“美国政府承担医疗卫生费用也只有40%多，原因是他们保险承担了大部分。”陈素华表示，我国现阶段社会保障体系也不够健全。现阶段公立医院仍然必须通过医疗创收和以药养医来维持医院的运转经费，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患者的医疗负担。

陈素华建议，建立合理的医疗价格体系。比如可以采用第三方，如会计所进行成本核算、价格测算，既降低医疗费用又保障医疗质量。此外，要逐步削减医院创收行为和以药养医。“或者就像车险出事故由保险公司定损一样，引入保险机制，生病后由保险公司来‘定价’，在不影响医疗质量的情况下，势必会将价格降下来。”

吴俊

武汉市政协委员

中间环节赚大头建议撤销出租车公司

本报讯（记者 彭为）武汉出租车打车难，服务水平不高，多年的老顽疾无法得到根本解决。昨日，武汉市政协委员吴俊提出，主要原因是改革步伐不够，建议取消垄断经营、减少中间环节。

一方面，乘客反映高峰期打的难，“黑车”多。另一方面，出租车司机每天开车10余小时，收入和劳动强度不匹配。

“造成双方均不满意的症结在于中间环节。”吴俊说，现在的出租车管理体系是政府部门和少数出租车公司签订合同，再由出租车企业把车转给承包人，承包人再聘请白夜班司机，相当于驾驶员收到的费用要被层层上交，最终只有少量留给自己。

民盟武汉市委的调查显示，武汉出租车市场承包费“爱丽舍”车型是高达每月4500元，凯旋车型每月7000元。实际上，出租车公司和经营者拿到经营指标后，凭借垄断的出租车经营权获得稳定收益，却不承担市场和经营风险，收益与管理贡献严重不匹配。

“的士车本身的成本只有6万元，办成出租车50万元，而‘黑市’上，一个证可以卖到100万元。”吴俊提出，应该把市场交给百姓，撤销出租车公司。

吴俊描绘他理想中的蓝图：“应该是任何老百姓想运营出租车，直接去交管注册，然后按章运营，不想搞了，就去注销，这样打车难等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代表委员心声

吴建军

武汉市人大代表

发展绿色建筑改变“建重于管”

本报讯（记者 郭婷婷）改革推进，城市管理也要随之完善提升。如何化解城市建设中的阵痛？昨日，武汉市人大代表、市建工集团董事长吴建军表示，要改变原有“建重于管”的情况，从体制上进行约束。

“目前的管理方式就是建一次，挖一次，道路反复开挖。”吴建军说，这样会对资源造成巨大浪费。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变的主要是观念。目前武汉的城市建设还处在“建重于管”的阶段，需要改变这一观念，做好长远规划，再进行建设。像道路建设时，预先建好箱涵。虽然短期看投入更大，但长远看绝对是更加节省。这就需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理念，从制度上对建设进行要求。

吴建军认为，提升城市建设水平，未来需要大力加强绿色建筑发展。一是建筑设计时，必须是节能的、环保的，可以满足多项指标。二是绿色施工，建设过程中节水节电节材。“现在都关注雾霾，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建筑扬尘，如果工地全部实行绿色施工，雾霾也会得到改善。”

李牧

武汉市政协委员

设村民监督委员会监督村官

本报讯（记者 王碧涛）近年来，村官贪腐的案件时有发生。昨日，武汉市政协委员李牧建议，设立村民监督委员会等第三方机构，加强对村官的监督管理。

身为一名律师，李牧处理过很多村官贪腐案件。她说，去年黄陂盘龙城某个农村拆迁，村委会主任与民争利，带领人马上村民家中强拆，结果导致村民失手杀人。还有，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有些村官带头种房，获取巨大拆迁补偿。村官基本以贪腐和受贿为主，并且是村支书、主任等村干部团伙犯罪，涉案金额几十万甚至上千万元。

李牧介绍，现行的《村委会组织法》规定了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但却没有规定与之相应的监督机构，有些不良分子通过贿选或家族势力当上村官，注定只能代表部分人的利益。目前，村委会一般是拆迁谈判主体，但拆迁补偿有多少，财政拨款又有多少，只有少数村干部知道。

她建议设立村民监督委员会等第三方机构，与政府直接对接，监督村委会和村级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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