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王正敏造假”反思中国院士制度

长江商报消息 ■ 杨玉圣

院士制度两大悖论

截至2013年12月19日，中国科学院院士总数已达750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总数已达807人，除去117位外籍院士，两院院士已多达1440人。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无论学术研究还是科技发明，我们都还处在“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另一方面，我们又拥有着全世界最庞大的院士集团。

更具反讽意味的另一个悖论是：一方面，据说“每位院士都是普通公民，没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另一方面，两院院士乃是享受副部级高干待遇的特殊人群。这意味着1440位院士在生活待遇、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上成为学界“人上人”。

原本是“最高学术称号”的“院士”，由此异化为学术特权的象征。这不仅在于一旦当选院士，即“为终身荣誉”；还在于，拥有“院士”身份，无论个人、团队还是所在单位，随之即有着“利滚利”式科研项目、科研经费，乃至巨大经济利益。

院士造假非止一起

院士造假事件，已不是一起了。几年前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的课题组，连续在国外发表造假论文，也仅以其中一名副教授被除名而草草告终，但李院士还是院士，依然风光无限。

最近曝光的，则是复旦大学王正敏院士论著涉嫌抄袭、发明涉嫌造假。自1999年起，王正敏即接连申报中国工程院院士三次而未果，后成功申请中科院院士；一旦院士袍加身，就立马不一样了，单是2012年，其团队即获经费四千多万元，金光灿灿，财源滚滚。

院士制度更值检讨

透过王正敏造假事件，更值得探讨、反思的，是中国的院士制度。

第一，院士制度异化对科研的消极作用。

随着“学本位”到“官本位”的蜕变，1440人享受副部级待遇的庞大院士集团，在整个中国学术界、高教界和工程技术界，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学术—科研既得利益集团，极不利于学术创新和发明创造。裘法祖院士曾表示：“科学界是个最要不得权威的领域。现在把院士抬这么高，塑造成权威，对研究不利，对年轻人不利。”也有院士开诚布公批评道：“某些学者成为院士后，往往变异为‘学霸’，在学术上根本不讲科学精神，反而捧起了‘金口玉言’这一套……”

虽然国家每年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技部、教育部、中科院等投入数以亿计的科研经费，且相当一部分流入院士集团；但我们究竟有哪些真正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学术创新成果或发明成果？中国科学家迄未实现诺贝尔奖零的突破，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事实了。

第二，院士评选公平性存疑。

在王正敏申报院士材料造假之外，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两次被推荐为院士候选人，尽管均未当选，但据他法庭陈述，曾用两千多万元“打点关系”。其署名专著《铁路高速列车应用基础理论与工程技术》系北京交通大学和西南交通大学为主的六家单位的副司长、副处长、教授、副教授、工程师等30人捉刀而成；不无讽刺的是，该书也涉及抄袭。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教授曾指出：“巨大的利益刺激……促使大量的人想跻身其中，因而出现了1000多名候选人竞争100个增选名额，贿选不断。”

第三，“特殊身份”背后折射巨大利益黑洞。

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秦伯益透露，拿课题正是很多院士热衷去干的事，一个是为自己课题捞钱，一个是让别人挂你的名申请课题，帮别人捞钱，自己再收获利益，“经费弄下来几千万上亿元，利益巨大”；至于社会活动，秦伯益表示：院士确实会有各种社会邀请，参加评审、讲座、会议什么的，“每一笔报酬不算多，但是你做活动多了，那又是一份工资了。”《学习时报》也曾披露：2012年，“在783名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共有5610个兼职，人均兼职7.2个。”

推进院士制度改革

早在2005年，中科院前院长周光召即称：目前很多院士都七八十岁了，几乎当上院士后没有什么新的成绩。汪品先院士也指出“现在的院士类似于‘一考定终身’，承袭中国几千年的科举制度，不少院士对自身的定位错了，社会对他们的定位也错了。”改革院士制度已成包括不少资深院士在内学界人士的共识。

好在不久前，十八届三中全会已明确提出：“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问题是：如何付诸实施？我的建议是：

一，废止院士“终身制”。连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以身作则实行退休制度，为什么还要搞一个“只进不出”终身院士制度？

二，对于存在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问题的院士，切实采取“零容忍”。王正敏2005年时增选为中科院院士，日前7名院士推荐人中的4名已向中科院写联名信，要求对其除名。期待中科院严肃调查，给予社会一个公开、公正的答复——通过个案积极推进院士制度改革，亡羊补牢，犹未晚也。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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