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自由：香港繁荣之基

长江商报消息 ■本报评论员 梁秀峰

美国传统基金会及华尔街日报近日联合公布最新《全球经济自由度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对全球178个经济体的经济自由度作出排名，香港今年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得分90.1分，比去年上升0.8分，得分远高于全球60.3的平均分。报告于1995年首次发表以来，香港20年霸踞榜首，今年的得分更是16年来最高。

经济自由是个体控制自己的劳动力与财产的基本权利。在一个经济自由的社会，个人可以凭借他们喜欢的任何方式自由地工作、生产、消费与投资，这种自由受到政府保护并且不受到政府约束。政府允许劳动力、资本与商品自由流通，并且在保护与维持自由本身的必要程度以外不采取强迫或限制自由的手段。经济自由带来繁荣。人类发展、贫困减少都依赖于经济自由，而优质民主更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奠基。

香港的经济自由长期以来广受学界和经济界赞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曾多次将香港称为自由经济制度的堡垒，经常向人推荐：“要知道自由经济是如何运作的，你就要去香港看看。”

香港的经济自由奠基于上个世纪60年代。1961—1971年，郭伯伟(John Cowperthwaite)出任香港财政司司长，秉承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采取“小政府，大市场”的经济政策。郭伯伟甚至拒绝收集经济统计数据，担心这会给政府官员以增加干预的借口。这种经济政策被形容为“积极不干预”。

所谓“不干预”，即香港政府确保法律得到执行，契约得到尊重，它提供了自由市场运行的条件，但并没有试图指导这个殖民地的经济活动。 所谓“积极”，是指香港并不完全拒绝对于公共物品提供的要求，只是十分谨慎，比较少用政府资源来提供公共物品。港府1997年之前比较知名的政府干预有1970年代的实施十年建屋计划、兴建地铁，1987年股灾时联交所停市4天。所以，当时香港政府的经济政策也被人称为“选择性不干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是个非常贫穷的小岛，人均收入仅为英国的四分之一左右。1997年以前，历届香港政府都明确奉行“积极不干预”，1997年回归时，香港的人均收入已同英国基本持平，尽管英国在同期也经历了高速的增长。自由市场经济的力量被香港淋漓尽致地向全球展现。

1997年之后，香港政府开始加强金融监管，并且开始重视解决社会公平问题。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香港政府入市干预，动用近1200亿港元的外汇储备，分别出击外汇、股票和期货市场，打击国际炒家。最近几年，香港政府也开始重视对弱势群体的扶持，以解决贫富差距扩大问题。

香港政府对于金融安全和社会公平的关注实际上是非常正常的。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实行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是必然的。政府必须要提供某些公共物品，只是由于各个经济体民众对公共品的需求不同而有所差别，依赖于香港民众长期奉行的个人主义精神，香港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并不多。正如报告所展现的，香港的经济自由度仍然全球第一，依旧值得转型国家的人们认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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