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制度变革促进城市化发展

长江商报消息 ■本报评论员 于立生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日前在瑞士达沃斯解读新型城镇化时指出，就容纳人口来讲，大城市在未来城镇化进程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承载空间，它吸纳了更多优质资源，有责任去承担更多人口。中国大城市不是太多，而是严重不足，在中国未来城镇化进程中，人们应该更多地去大城市或特大城市。

早在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即指出：21世纪影响人类进程有两件事，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一是中国的城市化。李铁主任“中国大城市不是太多，而是严重不足”的判断，切中肯綮。美国城市地理学家纳瑟姆总结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起步阶段（城市化率低于30%）；加速阶段（城市化率在30%—70%）；成熟阶段(城市化率高于70%)。按我国首部国际城市蓝皮书《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2》，截至2011年末，我国若论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则仅35.3%，刚过城市化的起步阶段。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亦即大量人口从传统的小农经济中解放出来，投身工商业、服务业的过程，这必然要求以城市化的大发展来承载。城市在空间等等资源的利用上，更为集约，城市经济能够发挥其规模效应、聚集效应、辐射效应，工商业、服务业的发展能创造出远超小农经济的价值，同时催生大量就业岗位。2011年底的数据，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个地区城市群（圈、带）所创造的GDP，加起来占到全国的40%，即为明证。

随着雾霾和交通拥堵等问题在中国一些大城市日益凸显，“逃离北上广”曾一度成为热议话题，但紧随其后的，却是“逃回北上广”。“宁要城市一张床，不要农村一间房”的俗语，所反映的现实是：大城市有着更公平的就业环境，更开阔的上升空间，更丰富的文化生活，也更尊重个人的努力、奋斗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中国大城市不是太多，而是严重不足”的判断，一到年底春运更有着直观的体现——大量“打工一族”潮水一般由沿海向内地、由东部向中西部涌动；春节过后，又潮水一般涌向城市的日常工作地。农村的家，一年都住不上几回，既不便出租、售卖，也难以通过抵押获得银行贷款，在未被资本化激活前，即为沉睡的财富。更令人揪心之处，还在于人、家分离所导致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现象。也正因此，“乡村的沦陷”“空心化”一再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城市化、现代化的根本，还在于人的城市化、现代化，而不仅仅是停留于楼宇的高耸林立、城市空间的表面光鲜。这必然要求促进城乡居民权利的平等。要实现“人们应该更多地去大城市或特大城市”，则必须匹配一系列的制度变革，包括户籍制度的改革、城市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提供的均等化，以促进城市化发展，吸纳人口就业、安居，发挥城市经济聚集效应。

十八大三中全会《决定》已明确提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开放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而随着农业人口大量向工商业、服务业转移，农业走出小农经济，实现规模化、现代化才成其为可能，从而城乡发展，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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