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禁令治国”局限，N公消费有赖法治羁束

长江商报消息 公务出国、公车、公务接待，在这公众所熟知的“三公”消费之外，浪费严重的豪华超标“官衙”，日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第四公”痼疾。据新华社报道，在中央《停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通知》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的威慑下，各地不乏限建清房的成绩，但仍发现不少地方“持避风头心态，应付清房改革”。

地方政府部门面对新一轮禁令所持的应付、观望与“假改革”倾向，并不鲜见，究其原因会发现：其一是权力者所发起的自我改革，面临的最大障碍在于羁束力的不够，外在制约与监督力量较弱；其二在于被改革的利益攸关方，对禁令能持续多久普遍心怀疑虑，等待、观望的态度多源自旧有经验的归纳。事实上，对于包括但不限于豪华楼堂馆所在内的诸多因公消费事项，削减现有存量只是改革的第一步(尽管非常关键，也凸显着变革的决心)，要建立起对因公消费事项的制度化约束机制，则必须依赖法治的力量，从权力制衡与约束的源头开始下大决心，做大努力。

每一个因公事项的动议、报批、审查乃至审计程序，是否都确实在起作用，又是否能经得住国民、历史的追问与考验？国家财政供养的组织、机构与人员，其一应开销，其各种大手笔的政绩与权力冲动，从人大开始就应当激活严格的把关程序以及后续的问责机制。人大、政府以及各政党组织，必须要各司其职，让权力与权力之间的制衡真的奏效，让社会公众以及媒体的监督有法律的切实保障，不仅是超标办公楼能从源头被遏制，各类因公事项的开销也才能悉数服膺于法律的羁束。

据《南方都市报》

责编：Z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