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营商环境，留下商业精英

长江商报消息 ■本报评论员 梁秀峰

在全球化浪潮中，对于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而言，都面临着人才和资本外流问题，中国也无法例外。如何尽快扭转这一局面，对于中国经济长远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加拿大联邦政府11日公布了2014-2015财政年度联邦政府预算案，其中引人关注的是，自新预算案通过之日起，将取消“投资移民计划”。这将使已递交申请的6.6万多海外投资移民的期盼成为泡影。据加拿大联邦移民部内部消息，来自中国的投资移民申请人数最多，高达4.6万人。

加拿大此次取消“投资移民计划”，是近年发达国家逐渐收紧投资移民的一个案例。在全球经济复苏的背景下，发达国家对于海外投资需求不再紧迫。不过对于技术移民，仍然受到发达国家欢迎。

与以往移民潮集中在低端劳动力和出国留学人员不同，中国正经历的第三次移民潮成员分布在中高端技术人才和拥有巨额财富和丰富管理经验的高净值人群。由于担忧对本国就业的冲击，发达国家对于低端劳动力输入则采用严格的配额制度。高端人才流出，拉低了中国的劳动和资本存量；低端劳动力滞留国内，加大了就业、社保的压力以及产业升级压力。这是中高级技术人才海外移民对中国的影响。

那么高净值人群呢？由兴业银行与胡润研究院联合发布《2012中国高净值人群消费需求白皮书》。报告按照300万高净值人群、平均财富5000万与投资移民比例10%计算，我国潜在财富漏出量是15万亿。考虑到平均年龄39岁，故按30年分布计算，每年财富漏出约0.5万亿。再考虑到制度套利因素，即取得国外身份后继续在国内经营，这部分比例按50%估计，因此每年的移民对中国财富的漏出量约为2500亿人民币，这意味着仅以金钱衡量的资本存量流出就占到当前GDP的0.5%左右。

大批商业精英的离开，原因复杂。除了社会保障、环境、教育、产权保护的因素外，商业精英海外移民也与中国商业投资环境的不理想密切相关。投资环境不理想并不是说中国商业环境恶化，实际上在过去数年，伴随着服务型政府的逐渐建立，行政审批的减少，中国的商业环境有所改善。但是，国内商业投资环境的改善幅度仍然有限，缺乏全球竞争力。

2013年10月29日，世界银行发布了《2014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该报告从中小企业在东道国经营所遇到的法律环境和管制规则角度，对全球189个经济体的营商环境从10个方面进行了评估。中国综合排名仅为96。10个分项排名分别为：设立企业居第158位，获得建设许可居第185位，电力建设居第119位，注册资产居第48位，获得银行信贷居第73位，投资者保护居第98位，税收居第120位，跨境贸易居第74位，合同执行居第19位，破产保护居第78位。在商业环境不理想的情况下，资本和人才天然追逐更高利润，离开就是必然的。

中国迫切需要改善商业环境以留下商业精英，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留住更多的商业精英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而从长远看，没有创新型企业家的引领，产业升级根本无法实现，中国亦不可能真正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当然，仅仅改善营商环境并不足够，还要进一步改革国内的教育、社保以及改善环境和产权保护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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